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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并没有类似今天这样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古代中国人大都是秉持一种天圆地方、“中华”居中、四面皆是低等 “夷人”的“天下”观念，主要以文化上的优劣差异、而非种族或生理差异来区别“华”、“夷”。
但到晚清时候，情况大变了：首先，中国被迫向 “西方”逐渐敞开门户，各种欧洲的器物、观念和人员迅速进入中国，大大改变了沿海地区和城镇居民的日常观感；从魏源、徐继畲等人编撰《海国图志》（1842）和《瀛寰志略》（1848）开始，整个社会的知识系统随之发生变化，到19世纪晚期，这个变化已经相当明显，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比较年轻的文化人 中间，一种新的“世界”观念――中国只是世界上许多“国”中的一个，与西欧诸国相比，至少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还居于劣势， 差不多完全取代了上述那一种古老的“天下”观念。
其次，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西方列强、特别是“维新”成功之后的日本对中国的不断侵犯，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中国即将被“瓜分”的严重的忧虑。这忧虑的一个直接的思想后果，就是文化人普遍从利益冲突的角度来理解“国”与“国”的关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拥有极大的社会影响、自称能以手中的一枝笔“转移”国人心理的梁启超，就这样解释“国家”的起源和基本作用:“国家者，对外之名词也。……人类自千万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发达。自言语风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质异，精神异，而有不得不自国其国者焉。循物尽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与国不能不冲突。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从其于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孓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力让于他人。”
其三，因为对颟顸守旧的清廷日渐失望，也因为有意借鉴西方“迅速富强”的政治经验，从1880年代开始，有意改革的文化人越来越自觉地宣扬 “国家”概念，并由此推导出“国民”、“国族”等一系列派生概念。 正是这一个属于全体“国民”的“国家”，逐渐取代了“朝廷”，成为19世纪晚期多数矢志改革的文化人忠诚的对象，也成为他们动员社会、起而创建或拯救的目标。
其四，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借助光绪皇帝的权威自上而下地推行社会改革的道路被斩断，一批比较激进的文化人更将矛头对准整个清王朝，开始了以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国为基本目的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大力鼓吹一种以种族而非文化来区分“汉”、“满”的意识，甚至不惜煽动某种类似种族仇恨的情绪。 譬如当时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章太炎，就特意用了这样古意盎然的文句，宣誓一般地写到：“白日有灭，星球有尽，种族神灵，远大无极！敢昭告于尔丕显皇祖轩辕、列祖金天、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汉、新、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大平之明王圣帝，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 在当时，类似这样的言论，在激进的文化人主办的报纸和杂志上到处可见。
正是在上述复杂的内外社会、政治和思想状况的合力之下，一种与“亡国”、“国家”和革命问题密切结合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萌生。1902年梁启超发表系列长文《新民说》，明确主张：“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 1907年章太炎作《中华民国解》，从远古时期一路讲下来，以相当强悍的历史叙述，勾勒出“中华” 民族及其地理和政治疆域的基本轮廓。 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宗明义：“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则干脆将“民族主义”举为他政治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之首； 直到1921年底，他依然在公开演讲中大声疾呼：“吾人若以救国为己任，则仍当坚持民族主义，实行收回已失之土地与国权，……勿谓满族已倒，种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义即可束之高阁也。” 到这时，无论是作为一些条理分明、但互相之间并不完全协调的主张和观念，还是作为一种宽泛而模糊的集体意识，“民族主义”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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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现代 时期，这种同时包含着内外两个面向的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变化过程，既是思想和文化力量推波助澜的过程，也是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反复刺激的过程； 单就前一个层面来说，既是文化人不断采集外来思想、着意发挥的过程，也是他们不断挖掘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重新阐释的过程。正是这种心物和内外交错、古今思想汇合的复杂情形，决定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必然包含多种成分，经常奏响多重的声音。在我看来，其中有这么几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一，在外面，是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的侵略，在内部，是特别被渲染的满族对汉族的持续的压迫：这种种现实和历史的紧张情景，很自然会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一系列偏重反抗的暴烈倾向。被“瓜分”的恐惧几乎是踩着新的“世界”观念的脚后跟，与后者一齐充当了19世纪晚期中国人的“民族”自觉的起点，从这样的起点生长出来的，必然首先是一种反抗的意识。一旦侵略和压迫逐渐落在实处， 其中的物质和暴力因素越来越触目，民族主义的反抗的重心，也就势必向暴烈的方向明显倾斜。甲午战争以后，痛感国人缺乏血性、鼓吹尚武精神的言论越来越多。 1903年，蔡锷等人更在东京和上海同时建立“军国民教育会”，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与这股偏重“国民之战斗力”（蔡锷语）的思想潮流相伴随的，是一种堪称极端的普遍的暴烈情绪。戊戌政变促使大批文化人转向反清革命，策划暴动，组织暗杀，种种激烈甚至咬牙切齿的言论随之而起。1908年吴稚晖在巴黎写文章詈骂刚刚病逝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上来就是：“西婊子那拉，小龟头载湉……”，结尾则宣告：“胡狗一日不逐出长白山外，则汉人终无恢复人格之一日”。 这是将当时普遍的民族主义的极端情绪， 表达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在这样一派紧张、激烈的气氛当中，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和鼓吹者们很自然就要向外来和中国传统的思想里面去寻找那些可以支持上述倾向的资源。就外来思想而言，严复版的“进化论” 是最重要的例子，它将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说成是世界的第一准则。既然万事万物都是处在竞争之中，不能在竞争中获胜，便什么都谈不上，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眼光，就势必会聚焦于民族、国家、阶级……之间的对抗，那与对抗不同的别样的关系，也就自然被排除在视野之外。 既然一切事物的盛衰存亡，都是取决于能否在竞争中获胜，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势必全力去发展那些最有助于取胜的事物，很少分心去考虑“取胜”之外的其他事情。 既然生存竞争是历史进步的体现，胜者一定优于败者，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尽可以安心地运用一切极端手段，因为最后的胜利早已经为所有的手段预作了伦理上的保证。
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当中，最能支持民族主义的上述倾向的，就是对于“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其后那些类似的割据时代的深刻记忆。早在1870年代，王韬就屡屡比照春秋战国来分析世界形势：“欧洲诸国之在今日，其犹春秋时之列国，战国时之七雄也。” 不仅他这么说，当时清廷派出去的不少具有危机感的外交官也这么说。 正是通过不断地征引春秋战国时代的阴暗史例， 这些鼓吹救亡的文化人很自然地突出了对现实局势的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