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久，满人的汉化就越普遍：在这种种情况下，绝大多数民族主义思想家提倡的“同化”和“大民族”，就很自然是以汉族为主，以汉化为方向。他们也从来不讳言这一点。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就更不用说了，从孙中山 1921年“拿汉族来做个中心”式的同化方案， 到毛泽东1951年“大家庭”的论断, 都是一以贯之，以汉族为本的。所以，“五族共和”也罢，“社会主义大家庭”也罢，实际上都是走的老路：用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同化其他民族。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广袤的土地上，你找不到一处不通汉语的非汉族村寨，与此同时，非汉族的语言文字已经大多从实际生活中消失。 因为汉族是中国境内最先大规模接受“西化”的民族，这一各民族“汉化”的过程，又可以顺理成章地被解释为“前现代”被“现代”同化的过程， 而更容易得到普遍的赞同。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席卷世界、“美国模式”所向无敌的时代，如何评价现代中国这一大规模的民族同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一种对内偏重同化的倾向，正从一个方面极大地助长了现代所谓“国家利益”的观念的形成和普及。而这种看轻乃至抹煞社会内部各种――阶层的、地区的和民族的――利益差别的“国家利益”， 又反过来充当了那种强调国家之间必然冲突的观念的重要基础。于是，你就看到了，中国民族主义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的不同的偏向（对外强调冲突，对内强调同化），恰恰是非常有力地互相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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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主义必须要回答的另一个“内部”问题，就是“个人”：当“民族”这样的集合体被高高地供奉起来以后，作为这个集合体的无数细小部分的个人，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在预想的新的民族国家当中，个人会有怎样的位置呢？
在19世纪晚期，绝大多数鼓吹改革的文化人，都首先是从“国民”的角度来理解“个人”的价值。一条普遍的思路是：中国之所以弄到今天这样一个贫弱腐烂的境地，对外来侵略几无招架之力，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历代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使中国人身心俱弱，一盘散沙； 因此，要救亡保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革新人心，将愚昧的民众改造成合格的“国民”，有了这样的“国民”，才可能组成具有强大向心力的现代“民族”，在国际竞争中赢取胜利。 从梁启超式的着眼于“中等阶级”的“新民”主张，到李伯元、吴趼人们写给下层民众看的大批“警世”小说，都鲜明地表现出这样的思路。社会成员――即便是平头百姓――的价值，似乎是第一次被如此突出地强调出来，但在最终，被关注的却并非他的“个人”价值，而是他作为民族一分子、国家一公民的价值。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的制约之下，进入20世纪以后，改良也好，革命也好，各种民族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方案，都不约而同地将个人的几乎全部意义，嵌入“国民”的身份之中。 现代中国最早的一批鼓吹“女学”的言论，也大多是从塑造新“国民”的路向立论，甚至创造出“国民之母”的称号，作为女性解放的旗帜。 既然“个人”几乎完全等同于“国民”，从晚清到民初的绝大多数改革（或革命）的思想家，都毫不犹豫地将“个人”看成是比“民族”、“国家”次一等的价值。梁启超就借用佛学的概念，将“我”分为大、小两种：“……何谓大我，我之群体是也。何谓小我，我之个体是也，”而极力推崇那个联系着国家社会的“大我”：“我之国不死，故我不死，我之群不死，故我不死，……” 不用说，也正是这种将无数个人都看成有待塑造的未来“国民”的思路，给了这些文化人一股很自然的“舍我其谁”的启蒙者的自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是社会改革受到阻碍，政局败坏，社会黑暗，文化人的这一种从国民状态着眼的思路反而越得到强化。戊戌政变以后，严复被迫放弃国闻报，但他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行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悉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摒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 与此同时，蔡元培也有非常相似的看法，他后来对友人回忆说：“戊戌之变，元培在京师，历见其始终。而推暨其故，以为天演所趋，盖有不得不变通者，而当事诸君为之而不成，盖亦有操之过蹙者欤。国大器也，人质点也。集腐脆之质点以为器，则立坏；集腐脆之人以为国，则必倾。居今日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矣。” 恰恰是政治、军事等直接层面的改革的失败，反过来强化了对于“国民性”的关注。 有意思的是，将近30年以后，面对北洋政府治下的社会腐烂，鲁迅又一次重复了严复式的喟叹：“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而到1930年代中期，目睹日本侵略势力的步步进逼，张元济也依然坚信：“吾国家至于今日，惟有从增进国民程度入手，否则无论如何总是皮毛。” 这些文化人会如此执拗地关注“国民性”，自然显示了他们独特的眼界和责任感；但是，当这种对于社会成员身上的国民属性的重视有增无减、成为文化人的普遍意识的时候，对“个人”的那些独立于民族、国家之类集合概念的价值的认识，也就很难发展起来了。
1910年代中期骤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显示了中国文化人在1980年代以前的一次对于“个人”独立价值的最热烈的鼓吹。 但是，即使在激烈地破除“国家”之类集合概念的神圣意义，《新青年》的作者们也并不真能全神贯注于“个人”，因此，他们对“我”的鼓吹非常容易走调。1916年，易白沙发表长文《我》，先是引经据典地论证“我”的价值，一转却说起“我”如何为社会作贡献：“有牺牲个体小我之精神，斯有造化世界大我之气力”，最后甚至要“个体之我亡，世界之我存”，并以孟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一类的用世格言作结，活现出终不能忘情于社会国家的本心。 更重要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们所以要驱除 “国家”之类头上的光环，一个内在的原因，就是对辛亥之后的国家政治的极度失望，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正是对“国家”爱得太深，失望太大，才愤激地转向“个人”和抽象的“人类”。1918年胡适发表那个著名的呼吁：“最要紧的还是救出你自己”，但他的理由却是：“你要想有益于社会，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甚至是：“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象海上撞沉了船”！ 也惟其如此，一旦谁能强有力地证明，社会的大船并不一定触礁，它还有驶出漩涡的可能；或者形势急剧恶化，逼得人无心多想，本能地就要跳起来救世，所有这些对“个人”独立意义的关注都会迅速消散。 偏偏从1920年代晚期开始，战争和其他类型的巨大的社会动荡一直没有停息，种种高举“民族”、“国家”和“集体”旗号的思想潮流也顺理成章地此起彼伏，持续占据着社会精神领域的中心位置，到了1950－70年代，“个人主义”甚至成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恶名，当时的青年人普遍地无法想象，“个人”自有其不可剥夺的独立的价值 ――“新文化运动”对于“个人”价值的发现，几乎是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了。
当19世纪晚期整个社会的知识系统发生根本改变的时候，如何重新认识单个的社会成员的自身价值，是必然要被当作重大的问题提出来的。如果悬空来想，你当然可以希望社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尽可能多样的表述和解答；但是，在当时那样内忧外患紧密交织的严重情境之中，一旦民族主义的“国民”意识发展起来，它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和解答就势必会获得一种近于“垄断”的力量，将其他不同的声音都压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