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向，其实都暗含着与章太炎类似的意思。王韬早就说了：“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虚空界中非止一地球也。若准以一行星、一地球推之，则地球几如恒河沙数，而以我所居之地球虱其间，仅若一粒芥。触斗蛮争，由造物主观之，不值一笑……” 胸中怀抱这样一个阔大的宇宙论，还有什么事情不敢设想？
辛亥革命之后的70年间，上述这一种“两步走”的理想，始终强有力地影响着现代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对于民族、国家和世界的未来想象。1910年代晚期的“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掀起一阵“西化”的浪潮； 可不到10年，那觉得西方文明已经走入衰途，正需要输送“东方”文化去拯救的心态，又迅速在文化界膨胀起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激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公开号召“全盘西化”的时候，《新青年》同人也并不都真相信，中国社会从此只要“西化”就行了。 同样，梁漱溟们再怎样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旦着手具体的社会改革，他们采用的依然大都是西方的“强国”之道。 似乎总有一个先用“西化”救亡、再以“我”之道治世的想象隐隐约约地罩在头上。进入19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念逐渐成为时尚，即便在国民党系统的文化人中间，也有不少人热烈倡导新的全球理想。 但这些很快就被战争打断了：抗日战争（1931－45），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45），第三次国内战争（1946－49），最后是朝鲜战争（1951－53）。直到1950年代中期，社会似乎能摆脱“救亡”的紧迫感了，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想象才重新爆芽,这就是毛泽东式的“解放全人类”的理论。它同样有一个“两步走”的结构：第一步，“赶英超美”， 在国力上压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而这国力的标准，完全是西方式的； 第二步，“世界革命”，在全球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1950年代，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苏联式的，可从1960年代开始，它们却迅速变得主要是中国式的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76）期间，类似“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样的论断，公然充斥各种媒体，甚至直接落实为一系列的国际援助政策。 “世界革命”也罢，“解放全人类”也罢，都越来越象是章太炎、孙中山们的民族主义理想的新一轮变奏了。
不用说，从康有为到毛泽东，中国民族主义对未来的国际和平的这一主流想象，与它那注重现实的国际利益冲突的性格并不矛盾。相反，惟其虚构了一个遥远的和平与大同， 惟其将这和平与大同的入口，直接安放在中国的霸主座椅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反而能更安心地放纵自己，投入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民族主义对现实的国际关系的主流认识，和它对未来的国际秩序的主流想象，正是互相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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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中国民族主义对内的那一个面向了。自先秦时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民族混居和融合的社会；到了清代，疆域一再扩大，满汉问题之外，蒙、藏和回族地区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也随之再次凸现。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全力建构现代“民族”和“国家”、力图以此去赢得国际竞争的同时，必须回答这样一系列首先关系到社会内部的敏感问题：这个新的现代“民族”和“国家”，是否仅仅属于汉族？如果不是，那在新的“民族”和“国家”的框架里面，其他民族有怎样的位置？
不用说，从一开始，民族主义的提倡者们就是将这些似乎属于“内部”事务的问题，放在国际竞争、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上来思考的。既然是要聚合一国之力去对抗外部侵略，单从功利计，你也不能在内部自己再分裂。所以，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们向清廷发出的第一批呼吁中，就有“平满汉之界”这一条。 但是，戊戌变法失败，“革命”、“排满”之风骤起，问题就变得非常尖锐了。一面是章太炎式的“仇满”主张,坚持说将来的中国只是汉人的，与别族无关； 一面是康有为式的的满汉同族的主张，认为无论血缘还是文化，满人都与汉人一样，并非异族： 民族主义的思考内部出现深刻的分裂，几至无法对话。1903年，梁启超正面提出“大民族主义”：“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具体来说，就是“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 与当时的其他意见相比，这个“大民族主义”显然站得比较高，它并不完全抹煞章太炎们独尊汉族的主张的意义，但努力将讨论的视线引向国际竞争这个范围更大的层面。一旦进入这个层面，就几乎没有谁愿意中国丧失大片的非汉族疆域， 因此，不到十年，梁启超这一种结合各民族组成一个更大的“民族”、以争取“国家”在世界竞争中的胜利的主张，就迅速为各派论者接受，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对国内民族问题的主导性解答。
在“大民族主义”式的民族和国家观念统合其他意见的过程中，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起了关键的作用。清廷一倒，“仇满”之论顿失意义；昔日的革命者现在成了政府官员，成了统治阶级，再来考虑国内民族问题的时候，视角和立场也势必变化。 清末立宪运动期间主要由满族高官竖起来的“满汉大同”的旗帜， 现在是被国民政府接了过来，换上“五族共和”的新旗号，挥舞得更加热烈。孙中山在他签署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1912）中，一反昔日的“排满”态度，重新解释“民族”的定义：“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军事领袖黄兴等人带头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在北京，接替孙中山就任总统的袁世凯也授意组织“五族国民合进会”，以总统府边事顾问姚锡光为会长。 单从这会长的官方职务：“边事顾问”，你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昔日杨度们引经据典、论证得相当吃力的民族融合的理想，现在又获得了一个坚实得多的理由：国家安全。
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一旦与国家安全挂上了钩，民族主义的思考就很难再跳开来任性驰骋。民国的历届政府都同声高唱“五族共和”，而且以此决定国旗的颜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是将 “56个民族”共同组成“社会主义家庭”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并且写进宪法。早在1912年3月，南京“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电文中，就曾对如何在新的国家体制下融合国内各民族，提出过具体的设想：“从调查入手，以教育促进步之齐一，以实业浚文化之源泉，更以日报为缔合之媒介，以杂志为常识之灌输……” 但是，真正将这类设想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还是在1950年代初以后。从物质生活方式到语言和文化教育，从居住、婚姻、人口迁徙到培养非汉族国家官员，“同化”的进程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特别是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民族同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方案改造整个社会的巨大工程的一部分，推行得就尤为激烈，以致引起若干非汉族地区的抗拒。 在国际“冷战”和国内社会改造的双重制约下，中国思想界对于国内民族问题的思考必然愈益集中于同化的方向，50年间，可以说完全没有相反的声音。 昔日梁启超们憧憬的“大民族”，至此变为现实。


当然了，既是大家庭，必然有家长；所谓同化，也总会擎出一个“化”的标准，不可能真是任意互动、随其自然，“化”到哪里是哪里。汉族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汉文化在整体上又明显高出一头；即便爱新觉罗氏当皇帝，通行的也基本是汉族的主流文化，以致清朝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