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这样，中国民族主义就以对“个人”价值的主流认识，在更深的层次上大大增强了它对内的那一个面向的基本倾向：连“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融入“国家”的整体，“民族”、“阶层”也罢，“地区”也罢，就更理当如此了。那个通常是由政府代表的抽象的“国家利益”，因此变得更为清晰，也更为稳固。


6
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内部，还有一些与上述主流不同的声音。在清末民初，最特别的意见是来自章太炎，尽管他同时是民族主义主流思想的一个强有力的发言人。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主义者相比，章太炎的思想可能是最复杂的：在现实的社会政治层面上，他和许多人一样热烈地推崇“中华”历史和文化传统，鼓吹建立汉族主导的现代国家，可在哲学的层面上，他却坚信只有“个体”是真实的存在：“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一切由个体汇聚而成的事物，都不具有“自性”。 严格说来，他其实是把国家、民族、“中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都看作是某种临时性的、只在特定阶段才有意义的事物，一旦社会越过了这些阶段，它们就都应该逐渐泯灭。因此，就在最热烈地提倡“爱国”道德的时候，他也从不把这“爱国”说成是一项绝对的“命令”，在1907年的《国家论》中，他就明确说：“爱国之念，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 清楚地标示出，在“国家”之上还有更高的是非标准。
正因为心中持有这样一种高于现实利害的是非标准，章太炎猛烈地批评当时已广为流传的趋新恶旧的庸俗进化论。他发表名文《俱分进化论》，说：“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 他还据此从经验和逻辑两个方面，批评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 断言世界上绝无普遍适用的历史规律。 20世纪初的另一位重要的思想人物章世钊，则从一种居于时间流程之上的整体“鸟瞰”的角度，批评以“新”鄙“旧”的历史迷信：“思想之为物，从其全而消息之，正如《墨经》所云：‘弥异时，弥异所’，而整然自在。其偏之在于东西南北，或古今旦暮，特事实之适然；决无何地何时，得天独全，见道独至之理。……若升高而鸟瞰，新新旧旧，盖往复流转于宇与久间，恒相间而迭见。” 运思的方向虽几乎与章太炎截然相反，但那份不为现实框限的宽大的眼光，却同样表现得非常清楚。 在这方面，王国维有更为自觉的反省，他因此批评严复的眼界太狭窄：“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学，其所最好者也。” 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勃兴的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原因，就是对于迫在眉睫的现实危机的强烈关注，严复版的进化论也好，崇拜规律、尊新鄙旧的风气也好，都是因了这种现实感的接引才流行起来的。因此，章世钊们由抨击庸俗进化论而凸示超越一时一地的精神立场，的确是触到了中国民族主义主流的一个重大弱点。
当然，章太炎和王国维是把严复看得太简单了。严复固然在《天演论》等译作中大力鼓吹“天演”、“进化”的普遍规律，但他的真实想法却复杂得多。1906年，他在上海连作8场政治学演讲，针对“时人著论演说，好取自由名词，……一若民既自由，则国无不强，民无不富”的风气，字斟句酌地说：“以自由为幸福者，有时而然，以自由为灾害者，亦有时而然。自其本体，无所谓幸福，亦无所谓灾害，视用之者何如耳。” 态度如此审慎，明显与《论世变之亟》中的激愤口吻不相合。 不用说，这样的审慎背后，一定有深广的思考。在严复给自己这些演讲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历史大势的感慨：
[百年间“天演”之学“大盛”]得此以与向之平等自由者合，故五洲人事，一切皆主于谋新，而率旧之思少矣。呜呼！世变之成，虽曰天运，岂非学术也哉！虽然，尚有说焉，夫背苦而向乐者，人情之大常也，好善而恶恶者，人性所同具也。顾境之至也，苦乐未尝不并居；功之呈也，善恶未尝不同域；方其言乐，而苦已随之；方其为善，而恶已形焉。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而巅阶瞀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涂弭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怅怅无归，或以灭绝。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待其熟，……


依据一种与章太炎“俱分进化论”非常相似的苦乐“并居”、善恶“同域”的观念，严复不但明确指出了激烈变革可能招致的“灭绝”之灾，而且深深地怀疑人类主观努力的历史效应。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对于“天运”的深藏的迷惘，使他一面热烈地鼓吹进化论，一面却屡言人类历史的“不可思议”； 一面断言：“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一面却在这断言的前后，分别发出“大抵宇宙究竟，与其元始，同于不可思议”，和“至极盛之秋，当见何象，千世之后，有能言者，犹旦暮遇之也”这样疑惑深广的喟叹。 而早在1895年的名文《救亡决论》的结尾，他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运会所趋，岂斯人所能为力。……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吾与客[此文为对话体――引者]茫茫大海，飘飘两萍，委心任运可耳，又何必容心于鼠肝虫臂，而为不祥之金也哉！” 身为古国的读书人，严复深知历史的波诡曲折，他所以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论理学》，除了要借此激励人心，救亡图存，恐怕也因为在内心深处，他与赫胥黎那份不得不以“人算”抵抗“天算”的忧郁的历史敏感，其实是很有几分共鸣的吧。 既感“运会”之叵测，又知人力之有限，严复即使勉力振作，对国家前景的估计也势必越来越含混。 他甚至因此而相当激烈地批评“民族主义”的流行：“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 平心而论，作为清末救亡意识的重要倡导者，严复本人对他指斥的这股激烈的民族主义时尚，是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的；但也惟其如此，他来批评若干民族主义时尚的偏执和短视，揭示这些弊病背后的历史沉疴，就特别意味深长。在我看来，严复对 “天算”、“运会”的这一份敬畏之心，他由此获得的远非乐观的前瞻视野，同样是中国民族主义内部的最可宝贵的潜流之一。
尽管社会现实的刺激有增无减，章太炎这一代人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复杂意识，在1920年代以后并未绝迹。譬如章太炎那种尊崇“个人”价值的思想，就经由新文化运动的推助而一度光大，继续激发后人质疑“国家”之类的神圣价值。他的学生鲁迅就由此达到了视“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的相当彻底的认识。 章世钊、王国维等人对于庸俗进化论的批评，也间或回响于一些自贵己见的文人笔下。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鲁迅，他不但在1927年冬天，以那个独特的“大时代” 的判断，延续着严复式的清醒的历史想象，而且差不多一直到死，都保持着高于一般民族和国际冲突的思想视点。1932年他去北平辅仁大学演讲，先谈到日本侵占东北和上海的“1·28”事件，接下来却比较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习性，说日本人凡事认真，中国人却“马马虎虎”：“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在日本不断侵略中国的紧张的社会背景下，鲁迅大概可以算是最后一位既秉持强烈的爱国之心、又能够超越国族视域的著名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有一支重要的潜流，就是在对中国内部事务上的深具理想色彩的构想。1924年，孙中山在解释“三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