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的判断：一，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必然的利益冲突，诸“国” 和平并存的局面只是暂时的； 二，惟其如此，诸国竞武斗力，最后必然会出现一国压倒其余、独霸天下的局面。 你当可想象，在那样危机深重的现实环境里，这些偏重于生物、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必然冲突的理论观念和历史叙述，会如何在不同的层面上，极大地强化中国民族主义的偏狭和激烈品格。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一种在晚清的特殊遇境里膨胀起来的偏狭和暴烈倾向，在其后的一个世纪里并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这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单就国际状况来说，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对中国的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1950年代以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及其延续，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再到1962年至1979年的中印、中苏和中越边境冲突；二次大战以后中东、南亚次大陆、巴尔干地区、东部非洲和南洋群岛地区的连绵不断、几乎看不到头的民族和国家冲突；苏联解体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新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9·11”惨剧所引发的新一轮报复和反报复……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断在证实100年前唐才常和胡汉民们的“竞争”、“对抗”或者“战国”意识的正确。 从严复那一代人起，其实是不断有中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乃至政治人物，以不同的理由竭力扩大民族主义的视野，创造各种和平共处、携手相助的世界想象。 但是，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以后，在中国各大城市迅猛爆发的抗议示威和互联网上的激烈的反美言论， 2001年北京、上海等地许多大学生和市民对纽约恐怖事件的出人意外的反应， 却更明确地显示了，充满血腥意味的国际现实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具有多么巨大的刺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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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特别注重国际冲突，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却并非没有对于和平的国际秩序的设想。19世纪晚期，就在大声疾呼“变法”、频频向皇帝上书的同时，康有为已经着手写作洋洋10大部的《大同书》，详细勾画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1903年，梁启超发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开创出晚清流行的一种专门描述国家未来的小说类型。4年以后，章太炎相继发表长篇文章《中华民国解》和《五无论》，展示出比康、梁更为不拘的未来想象。在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改革或革命的鼓吹者，都象这三个人那样纵论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就是讨论十分具体的改革措施，最后也常要说几句中国将来如何如何。 仔细来说，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人的未来想象自然是相当多样的，很难一概而论。 但就对当时和后世社会的影响而言，你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一个中国先以改革成为头号强国，然后凭实力领世界入太平盛世的“两步走”的设想，在其中占据着明显的主导位置。
我想借用1902年《新民丛报》上介绍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故事梗概的一段广告， 来标示这个“两步走”的设想的大致轮廓：
其（指小说――引者注）结构，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数年之后，各省皆应之，……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 ……国力之富，冠绝全球。寻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 ……大破俄军。复有民间志士，以私人资格暗助俄罗斯虚无党，覆其专制政府。最后因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黄人问题，几酿成人种战争。……中国为主盟，协同日本、菲律宾等国，互整军备。……卒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和平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力平等、互相和睦种种条款，而此书亦已结局矣。
不用说，梁启超的这一套想象明显烙着《大同书》的许多印记。 但更重要的是，它非常清晰地凸现了“两步走”的设想的几个关键的部分。其中第一个，是要走西方式的强国道路。在19世纪晚期，中国的文化人已经愈益普遍地接受了中国在国力上明显弱于西方列强的事实，也开始知道了西方确实有一套能迅速强国的好办法。 他们所有的改革冲动都是由此而起，当乐观地设想未来情景的时候，也就自然会以这样的认识为起点。所以，无论彼此的最终目标多么不同，所有的强国理想的第一步，都是仿照欧美和日本，将中国迅速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不但“强”的标准是西方的，“强”的方式也是西方的。
第二，要做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中国地广人多，又有好几千年的“天下”观念的熏陶，中国的文化人很自然会形成一种雄视天下的心理习惯。 即便知道现在国力不敌欧美，也总以为这是暂时的事情，一旦厉行改革，很快就可以超过它们。 所以，从19世纪晚期开始，奏章、报纸、小册子、歌词、小说…… 凡是鼓吹改革和革命的言辞，几乎都会以中国独步世界的预告结尾。直到1924年，孙中山还在一次以“民族主义”为题的演讲中说：“如果中国能够学到日本，只要用一国便变成十个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世界上]头一个地位。”
第三，要用与西方不同的方式重建世界秩序。倘说“两步走”的第一步，是不得不学西方的步法迈出去，第二步可就要依中国自己的步法走了：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鼓吹强国理想的文化人都相当自觉。中国一旦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那当然就应该负起解救整个人类的责任，章太炎说得很清楚：“吾曹所执，非封于汉族而已。其他之弱民族，有被征服于他之强民族，而盗窃其政柄，奴虏其人民者，苟有余力，必当一匡而恢复之”；他甚至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最后完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欲圆满民族主义者，则当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令得处于完全独立之地。” 孙中山也有完全一样的说法：“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便被英国灭了，…… 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 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 可是，如何去“救彼同病”呢？正是在这里，这些强国蓝图的设计者再一次显露出了深藏的文化优越感。 在《大同书》里，康有为坚持认为，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消弭兵患、去除国界； 梁启超则更具体，计划在小说里描写北京举行的“万国和平会议”，似乎一切都可以在这样的会场上解决。1912年初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章太炎在演讲中更明确宣告：中华民国“主张国际和平，不执侵略政策，此事洵为吾国特有之国家道德，高出于各国也。” 而到这一步，你也就可以明白，梁启超们为什么一定要先将中国建成一个西方标准的头号强国：既然认定西方是重功利讲竞争，认定如今是强力压倒公理的时代，要想推中国式的“仁政”于世界，就必得有足以压服别人的实力。《新中国未来记》最后想推荐的，其实是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局面，对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尊崇，在这里是非常清楚了。


第四，要将全球带入“大同”世界。建立中国主导的世界和平秩序，并不是康有为们的终极目的。他们还有更大的目标，那就是要实现世界大同。从王韬到孙中山，50年间，这些人对“大同”的解释可谓彗迂交杂、五花八门， 但在种种不同之中，又有一个突出的相似之处：几乎所有的未来世界，都是以泯灭矛盾、取消差别为基本的结构原则。康有为是要扫除国家、民族、人种、男女、家庭与非家庭、行业、地域……的所有界限；章太炎则这样解释“无政府”和“无聚落”：“以共产为生，则贸易可断，而钱币必沉诸大壑矣。……熔解铳炮，椎毁刀剑，……于是夫妇居室、亲族相依之事，必一切废绝之”；“苦寒地人与温润地人，每岁爰土异室而居，迭相迁移，庶不以执着而生陵夺”…… 谭嗣同要“无国”，刘师培要“均力”，吴稚晖干脆用数目字来代替一切名称：在以消除差别来平息争端这条基本的思路上，他们都是同道。章太炎的“五无”似乎象是妄语，但你仔细体会《大同书》，体会从谭嗣同到孙中山的各种大同图景的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