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民族”一项时，虽屡屡强调要以汉族为中心，却也曾试图阐发一种对内对外都能一致的理想：不但在国际上争取各民族的独立和平等，在国内也同样如此，允许各民族自决，然后在自愿、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重新联合：“国民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各民族自由联合）之中华民国。” 显然，这是一种和历代汉族强势政权对待“藩属”的怀柔传统截然不同的新的理想，一种建基于平等理想的美好的愿望。虽然在整个二十世纪，它并未能得到认真实践的机会，但是，1930年代初南京政府修建中山陵，却将它清楚地铭刻在陵墓的内壁上，至今仍存。如果今日的中国社会能够以更开放的心态重新理解民族和国家问题，孙中山的这个理想应该成为一项重要的思想资源。


7
20世纪2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中国日益广泛地传播开来，1950年代以后更构成新的毛泽东式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一面是不断被简化和扭曲，一面却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阶级斗争”的观念在中国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中的巨大作用，的确非常复杂，需要作深入的分析。其中与本文讨论的问题相关的一点是：随着毛式的意识形态逐渐笼罩一切，由晚清延续下来的民族和国家想象经历了一个似乎被根本改造的过程：原来居于中心地位的“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被另一些象“阶级”、“人民”和“社会主义”这样的概念所取代。今天来看，这种“改造”的后果是暧昧的：一方面，它以强调社会内部利益冲突的方式， 极大地削弱了“民族”和“国家”之类民族主义核心概念的说服力；可另一方面，通过概念的转换，它继续保留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关怀：对国家主权被侵犯的敏感。例如1960年代晚期愈演愈烈的中苏冲突，从中国这一面说，名义上是一场以“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其实却包含了反抗苏联控制的很大一部分民族主义的诉求，在这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理念，正是起到了向中国民族主义提供新的政治合法性的作用。
进入199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19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改革”，在1990年代愈益偏向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层面。惟其如此，以美国（在东亚是日本）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在提高国民生产力、沟通民意和“发展”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巨大优势，迅速改变了中国民众在过去20年间形成的对于“西方”的恶劣看法。整个1990年代，“与国际接轨”成了社会各阶层都愿意认可的目标；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按照 “国际”标准改造中国经济、法律乃至其他方面的基本规则，更成为一项几乎是头等重要的国策。跨国资本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全球化”新秩序开始快速地覆盖大中城市和沿海农村。随着首先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流行过的对于西方的崇拜意识，在新的个人利益和文化趣味的联合作用下迅猛爆发，与日俱增。 这种种情形极大地冲击了民族主义主流的一些基本认识，例如以民族和国家为本位的国际竞争的观念，对于外来侵略及其后果――例如租界――的憎恶的情感， 等等，深刻地削弱了这种民族主义在公众特别是城市居民当中的意识基础。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新秩序，这种秩序内含的种种不平衡、不平等的结构因素，势必会进入中国，与本地原有的政治、经济因素 相结合，在使一部分中国人受惠的同时，使另一部分中国人 受损。这种情形可能会进一步造成民族主义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杂状态：一方面，继续在那些受惠的群体中培养崇拜西方的反民族主义的情感；同时，则在一些外部条件 的参与下，在那些受损的群体中酿造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的爆发。
有意思的是，1990年代初期，出于重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 中国政府曾经大力提倡一种与国家主义或“新权威主义” 相伴随的民族主义情绪。当这种来自官方的鼓励与商业投机的需要相结合，或者与特定的国际事件引发的民间的朴素的爱国情绪 相结合，就会引发民族主义的一时的激荡。从1996年政论文集《中国可以说不》的忽然流行，到1998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1999年钓鱼岛事件、2001年“9－11”事件等所引发的一系列抗议事件，都能清楚地看到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复杂的交混。因为这些事件而显现的少数青年学生的似乎矛盾的行为， 更将1990年代晚期大中城市中时或爆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暧昧意味，暴露无遗。
到了1990年代晚期，由于种种内政和外交因素 的牵制，中国政府已经悄悄减弱了对于民族主义情绪的鼓励。但在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间，一种反感美国和西方霸权、关注“全球化”内含的不平等、因而特别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的精神姿态，却开始凸现出来。 2000年以来，在有关WTO、民族工业体系和国营企业改革的一系列讨论中，这种新的姿态越来越明显。 如果它今后在文化人中间获得较大规模的扩展，那么，它和前述的那种民族主义主流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如何定义“国家”和“民族”、如何认识“全球化”的现实及其多样可能性、如何理解“现代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困扰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上，它能提供超越民族主义主流的比较复杂的批判和想象的思路吗？或者反过来说，它会成为那民族主义主流再次勃发的一个思想契机吗？无论哪一种可能，现在似乎都还难以肯定，人们还得仔细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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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粗略地勾勒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变迁历史以后，说几点同样粗略的感想：
一，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是那个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抓住中国、将它一步步拖入其中的“现代化”的产物，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对这个世界性运动的一种相当本能的反应。正是中国在这个历史运动中的基本位置和状况，特别是它与西方、与那些先它而汇入西方世界的邻国的交往状况，决定了它的主流的若干基本的特性。
二，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主流与日本的关系。从十九世纪末到现在，日本的状况始终构成影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变迁的一个具有相当力量的因素。正是日本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不断的侵略，强烈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阴暗”性格。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相反的影响 恐怕也会同样存在，尽管具体的情况并不相同。
三，当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席卷世界的时候，象中国的民族主义主流这样的思想意识，显然无法构成真正有力量的抵抗。因为，就在似乎向西方霸权发起挑战的同时，它们却很可能在地区性事务或者国内事务中继续复制同样的霸权形式。不仅如此，它们还可能互相作用，激化矛盾，毒化各地区和国家内部的气氛，在客观上为外来势力的干预创造条件。 因此，这类民族主义意识的蔓延和膨胀，反而有可能干扰和扭曲其他类型的抵抗，甚至在事实上成为瓦解抵抗的一个因素。
四，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内部”问题已经很难再和“外部”问题截然分开。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内部的等级结构和压抑机制，越来越和国际新秩序相关、相似、甚至直接相联。这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形成了一套对应不同层面、彼此互相支援、但涵义极为笼统的“发展”目标，以及一套以这样的目标来概括社会现实的叙述方法。 最近十年来，这套目标及其叙述日益深刻地规范了中国社会对自己的现状的感知，以及对于前景的展望。当1990年代的生活现实尖锐地戳破了这一套目标和叙述、当思想界努力揭示它们所遮蔽的复杂的现实、当这一努力愈益明显地构成社会自救的一条精神干线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意识显然不具有多少正面的价值。相反，惟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吸收入那一套“发展”目标、成为其空洞叙述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该成为今日中国思想界重点质疑的对象之一。
五，最后，就东亚地区来说，知识分子努力创造多样的分析视野 和真正能穿透复杂现实的思想概念，深入发掘各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想内部的非主流资源，以此来打破那些除了国家之间的必然冲突、其他一概不信的狭隘思想，并且进一步揭示那被所谓“国家利益”之类的集合概念所掩盖的社会差异和矛盾，重新叙述那过去仅仅被理解为民族或国家冲突的东亚的现代历史， 就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这样的工作不能深入展开，那就无论是创造各地区“内部”的良性变化，避免社会危机，还是建设一个能据此质疑目前这样的“全球化”模式的新的区域文化，都只能停留在愿望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