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从受众形态来说，微博粉丝群多是依靠有共同兴趣的陌生人而形成的弱关系集合，而微信朋友圈则多是围绕着熟人和朋友所建立的强关系集合，因此政务微信的关注人群多是本地区内公众，信息也多是与本地区有关的“私人订制”式内容。由于受众需要手动添加政务微信公众号，虽然这要比政务微博的“点击关注”复杂很多，但也体现了受众更加明确的关注指向性与功能性需求，从而保证了政务微信能够拥有质量更高的受众群体，而这正是实现高效传播的重要基础。

　　(五)传播效果与社会影响

　　政务“双微”是电子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治理策略和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它们彼此具有不同的特性，故表现出对社会治理方面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⒈对于社会对话机制的影响

　　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微博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政务微博能够越过传统传播层级，实现直接的“政民”对话，这是一种社会对话机制的创新，有利于政府直接传达政策信息、倾听社情民意。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务微博也暴露出了其固有问题与风险，如碎片化传播造成的各类谣言与虚假信息的扩散;微博的评论中充斥着大量的信访投诉内容;受微博粉丝文化水平及网络媒介素养的影响，大量攻击性、低俗性、恶俗化甚至比较反动的语言严重污染了微博传播环境;由于缺乏完善的建设运营标准与章程，冗余信息与大量娱乐化的内容出现在政务微博中，冲击了重要议题的传播，等等。

　　相比之下，政务微信是对目前社会对话机制的补充与完善，由于传播的私密性能够真正实现“一对一”的对话沟通，减少了信息的失真与噪音的干扰，容易形成真实、包容、纯净和权威的对话氛围;此外，它还提供了众多互动式、自助式的服务功能，如关键字查询、投诉反馈菜单等，这使得政民对话更具平等性与双向性，更有利于相关问题的最终解决。

　　⒉对于社会信任体系的影响

　　社会信任体系的建立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转型，“熟人社会”中的“人际信任”开始让位于“团体格局”基础之上的陌生人的信任。但由于微博粉丝是由拥有共同兴趣的陌生人所形成的弱关系集合，其中掺杂了许多怀疑主义、民粹主义等复杂的社会情绪，这使得社会信任变得更加脆弱，公民也开始习惯于怀疑政府、“怪罪”政府。而强联系下的微信朋友圈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信任体系的重塑，由于政务微信是用户主动添加的，是一种“半熟关系”,此外受众也不再相信情感上的契约，转而追求政府所提供的真实服务，而提供这些服务正是政务微信之所长，所以随着政务微信的精细化运作，有力地增强了公众的信赖感，进而形成互信关系，这种基于实用价值认同的社会信任更为持久稳固。

　　⒊对于社会动员机制的影响

　　微博动员是一种基于信息聚合和情绪感染的动员形式，在呼吁、协调、组织社会的力量与资源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方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无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微博动员中也会出现意见分化、情绪宣泄、信息模糊等问题。而微信动员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动员形式，它基于理性思考和社会信任而产生，避免了微博动员所出现的相关问题;此外，微信动员还能通过地域及人口特征等指标的筛选，进行区域精准动员，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使动员效率与动员后的协作效率大大提高，但不可否认，微信动员也面临着影响范围较小、动员信息更新迟缓等问题。

　　四、政务微信与政务微博的协同应用机制

　　2014年9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发通知，强调“区分政务微信与政务微博的功能定位，实施‘双微’联动、协同发展”.经过上述分析，我们认识到了政务“双微”对于电子公共服务建设的重要意义，在其互补性功能分析的基础上，必须将两者协同应用的谋划策略和电子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标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明确体现两者协同应用对于电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要以公众需求为建设核心，形成明确的分工与合作

　　电子公共服务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公共信息服务、公共便民事务服务、公共互动参与服务。这三方面服务的内容和流程必须围绕着公众的切实需求而设计，真正做到以公众为核心，实现公民导向性政务流程的再造。面对海量的互联网信息，要想形成电子公共服务在公众心中的存在感，就必须向他们提供足够的信息流量和切实所需的功能性服务，而政务微博具有大规模、碎片化传播的特点，针对公众信息需求，规划设计各个时间节点所发布的内容，保证足够的信息流量，可以担负起提供公共信息服务的重担。在提供公众所需的服务方面，微信传播的优势明显，它具有整合碎片化信息，实现平等的“点对点”传播，并提供自主性互动服务的优势，因此政务微信平台的建设应以提供公共便民事务服务和公共互动参与服务为重点。

　　此外，在处理公共危机传播时，由于微博传播的即时性和微信传播的整合性，人们更习惯于第一时间从政务微博获取事件的最新信息，然后在政务微信端获取后续更深入而系统的报道，所以这一点也是两者协同应用中所要注意的。前者应注重影响力建设，而后者主要强调功能性建设。

　　(二)注重协同推广，以追求广泛的公众覆盖率

　　衡量电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社会公众覆盖率的高低，因此应通过政务“双微”的协同应用，使公众愿意关注并乐于使用它们，从而推进其公众覆盖率的最大化。这既要强调“内容为王”,从内容建设入手，围绕着公众的服务诉求、信息诉求以及接受偏好，重构电子公共服务的内容和流程;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政务“双微”的彼此借势宣传，协同推广。目前，较为常见的做法就是使两者互为宣传平台，实现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如在政务微博中宣传政务微信的开通，在政务微信平台中设置政务微博的浏览链接等，使二者形成有机的串联互动。还可以采取O2O的推广模式，由于政务微博的社会影响范围较广，一些社会公关活动的线下部分可以由政务微博牵头组织发起，线上互动参与部分由政务微信承担，如用户数量已突破30万的“北京旅游”微信平台，一方面与“微电商”展开合作，利用系列营销传播活动提升两者的关注度;另一方面，借助相关微博主要发布各旅游景点信息，并在微信平台上提供实时信息查询、门票预订与支付等功能，这样既创新了政务“双微”的运营模式，又提高了两者的关注度，还使得公众乐于接受并“点赞”,很具借鉴意义。

　　此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也是影响一大批公众接受电子公共服务的重要因素。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下，电子公共服务增加了个人隐私泄露的危险性，导致人们更倾向于接受面对面的公共服务。鉴于此，应着力从技术和制度上升级政务微信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措施，加强政务微博在此方面的社会宣传力度，转变公众的认知，最终使其相信并乐于接受。

　　(三)构建联合互动模式，形成发布与服务矩阵

　　政务“双微”在电子公共服务中的协同应用必须是多元化的，既包括两个平台之间的协同配合，也包括两者各自内部间的联合互动，这种自身内部的联合互动模式又称集群式矩阵，该模式在推动政府内部的虚拟联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公民在找政府办理相关事务时，常常要奔走于多个部门甚至多个单位之间，而现今的电子化公共服务要求政府打破部门界限，实现虚拟联合与协作，甚至进行一定层面上的部门整合，但这在不变更原组织结构与体制的情况下是相当困难的，而政务“双微”在集群式矩阵方面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信息技术流与各类政府业务的整合，大大地推动了这个进程的向前发展。

　　另外，从其本质而言，政务“双微”有着独特的集群性特征，通过构建梯形扁平化格局以形成两者的集群效应，即通过一个专门设置的微博端口与微信端口，将区域内各家单位的政务微博与政务微信的入口分别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矩阵，这既有利于实现各部门间的业务联动，简化政务处理的中间环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某些单位“双微”建设深陷“信息孤岛”的困境。

　　如“@北京微博发布厅”就是典型的“微博集群化”政务服务模式，“@北京微博发布厅”作为窗口微博，整合所辖城区各级各部门的政务微博，利用矩阵的合力将其信息发布整合到一个出口，打破了各政务微博各自为战的局面，体现了“微博集群化”在信息整合及传播共享方面的巨大价值。此外，“政务微信矩阵”也在陆续上线，如“上海发布”政务微信平台，在其菜单栏有一项“微信矩阵”的选项，点击进入后可以看到上海全市共55家单位的政务微信入口，辐射全市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由于微信集群化矩阵发展才刚刚起步，功能还不够全面和人性化，点击这55家单位中单个政务微信图标，只能阅读发布的信息，还不能直接跳转进入政务微信平台主页进行其他操作。不过我们相信，随着政务“双微”建设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都会得到相应的完善。

　　(四)发挥各自所长，建立协同问政新模式

　　政务微博与政务微信都是汇聚民意、听政于民的重要渠道，但由于微博的碎片化传播的特性，特别是在转发与评论中更容易滋生谣言与虚假信息，扰乱公众视听，干扰大众舆论导向，虽然这些问题一直使微博饱受诟病，但我们也应看到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与传播的即时性，所以政务微博在传播政府政策和征求民意等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微信主要强调精准传播和互动式服务建设，民间的意见与监督投诉会在一条条封闭的通道中汇流至政府决策者的面前，这些信息相比微博传播中非正式、碎片化的信息更具参考价值，从而能够有力地帮助政府决策者作出正确的公共决策。但另一方面，由于微信受众明显少于微博受众，而且在一种主动式接收的模式下，很多政策信息不如被动式接收那样容易得到公众关注，所以应加强两者的协同应用，建立一种协同问政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