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唐德宗时，唐军大破吐蕃、南诏联军，使吐蕃、南诏联盟出现裂隙。异牟寻继诏位后，原被俘唐朝站州西泸县令郑回任清平官，成为南诏最高政权机构中的重要实权人物。他一方面帮助南诏仿唐制进行政治、行政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极力推动南诏与唐朝重建友好关系。为此，南诏建《南诏德化碑》，郑回亲撰碑文，强调南诏愿重新臣属唐朝。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他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唐、吐蕃、南诏之间的关系，主张联合南诏对付吐蕃。韦皋利用反问计使南诏、吐蕃反目。然后，韦皋率兵大败吐饕，使南诏异牟寻最终下决心背弃吐蕃，与唐王朝重建友好蕃属关系。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与唐朝使团在洱海之滨点苍山会盟。异牟寻率文武大臣对天盟誓：“请全部落归附汉朝”，“誓为汉臣”，“永无离贰”。盟誓的文体制成四份，一份进呈唐朝天子，一份留存南诏祖庙，一份珍藏于点苍山神祠的祭坛石室中，另一份沉入洱海。同年六月，应南诏的要求，唐王朝派一正式高级官员使团出使南诏，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异牟寻表示：“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为巩固点苍山会盟成果，唐设云南安抚司。

　　加封韦皋为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使。从此以后，凡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者，都兼任云南安抚使，管辖云南安抚司。这成为一个制度，延至唐亡未废。云南安抚司是唐朝在南诏疆域内设置的一个羁庶府州。它既是臣属唐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又是享有较大自治权的行政区。

　　唐朝时期的羁縻府州制，适应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行政疆域的扩大，以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制度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更为严密。在中央，三省制的厘定，六部的确立，使皇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更广、更大、更深；在地方，郡县的划一，使更多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被纳入郡县行政管理体系之中。而对新的更大范围内的内附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王朝则继续沿用秦汉以来的羁縻制度，并将其达到更完善的程度。尤其是唐朝前期，统治级对少数民族实行比较开明的政策。如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唐代前期比较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注意实行怀柔政策，因而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形成了少数民族对唐王朝中央的向心力。唐朝政府通过建立大量的羁縻府州和对南诏政权实行封册、互市、朝聘、招抚等措施，使唐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多民族国家的大发展时期。

　　虽然，唐王朝通过羁縻府州制度把南诏政权纳入皇权一统的政治行政管理体制之中，但是。中央政权与南诏地方政权在一定历史阶段内表现出的和谐统一只是表层的、暂时的；而二者的矛盾对立，则是深层的、长期的。和谐统一既是矛盾对立的另一种表象，又是矛盾对立发生的前期准备。而事实上，从南诏政权出现的第一天，就与中央政权处于矛盾对立之中。在矛盾对立尚未达到质的变化的时刻，南诏政权与中央政权可能还保持着某种形式上的和谐统一。然而当矛盾对立达到某种程度时，公开冲突就会显现出来。随着南诏政权与中央政权力量的此消彼长，双方的关系也会时好时坏、时紧松，南诏政权不断出现的“彼不得即叛来，此不即背去”，“或叛或附，恍惚无常”行为正是这关系的真实写照。唐朝羁縻府州制度作为皇权统下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管理少数民族的行政制度式是比较完备的形式，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体现出我国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多元一体化进程中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实现括行政管理模式在内的高度统一和直接控制，既皇权制度的内在属性，又是皇权统治的终极目标只要条件具备，皇权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势力与响扩展到一切可以达到的民族与地区。这种扩展现在行政管理方面，则是羁庶府州的设置。皇权度“以夷治夷”的社会整合模式，虽然置于皇权一统的行政管理系统之内，但它毕竟是相对独立皇权直接行政管理体系之外的组织系统，特别是南诏这样独立较大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更容易因域割据而不时地突发出来的反叛趋向与行为，不与唐王朝的羁糜府州制发生冲突，而且对皇权一制度本身构成潜在或直接的现实威胁。在唐王朝权统治力量尚无法克服南诏政权这种独立性时，这种“独立性要求”尚未超越皇权统治的容忍限时，双方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和平共处唐王朝对南诏政权的独立性可以保持一定限度的认可；南诏政权对唐王朝中央也能保持相对臣服。但是，当唐王朝中央力量逐渐强大而达到有足够能力和足够条件克服南诏政权的独立性时，或当南诏政权由于其势力强大到能与皇权中央产生公开直接抗时，平衡便被打破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就这种背景下发生了。然而从总体上讲，唐朝与南诏的关系，体现了各民族交往进一步加强，推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