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科生和台独分子之间——对民进党高层的一种法社会学考察(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尤其是法科背景的人大量加入民进党，使“选举路线”越来越成为民进党的“拿手好戏”。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主张“选举路线”的大多为法律人或具有法科背景，如康宁祥（中兴大学法商学院行政系，民进党早期领袖，曾任“国防部副部长”）、许信良（政治大学政治系，曾任民进党“主席”）、张俊宏（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等；第二，在历次选举中，负责选务的大多为法律人或具有法科背景，例如李鸿禧在每次重要的选举中，都担任民进党的选务顾问。显然，法科生对选举的驾轻就熟，使得民进党更加倾向于“选举路线”，而这种制度化的方式也对法律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认同感。
（四）“法理台独”的“台独”与“法理”
“台独”是民进党的重要标志，但其功能具有多样性：有时作为意识形态，有时作为政治斗争手段，有时则是宣传的口号；而“台独”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如“渐进式台独”、“实质性台独”、“法理台独”等。其中，民进党着力推行的“法理台独”也体现了民进党的“法律人特色”：
1988年民进党通过的“四一七主权独立决议文”提出了“台湾主权归属未定论”，成为“法理台独”的理论依据。该决议提出了作为“台独法理基础”的“台湾主权归属未定论”，即根据《旧金山合约》与《中（中华民国）日合约》中日本仅声明放弃对台湾主权、未规定由谁来承接主权的“条约事实”，从国际法角度为“台独”造势——当然，这一“法理依据”早已被指为不能成立，[57]但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民进党一整套“法理台独”的理念与操作手段。
除了“法理依据”外，“法理台独”主要通过“制宪”、“公投”以及“政府”机构变动等法律程序进行。这种通过法律将“台独”正当化的方式，更易博得同情；同时也由于法律本身重技术、重过程的特性，使得“法理台独”更具渐进性和实质性，从而被认为是“最不能容忍的”[58]。
显然，“法理台独”从理念到实施都离不开从政法律人的推动：一方面，诸多具体措施，如“宪法”和各种法律法规（如“公投法”等）的修改和制订、“政府”机构的调整、“选举”和“公投”的组织等，均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技能，如此大量而又重要的工作不可能临时聘请律师，而是需要依靠党内专业力量解决；另一方面，将“台独”及相关的政治理念转化为纯粹法律上的技术问题，通过“合法性”来牟取“正当性”，也需要法律人的专业能力。事实上，民进党中极力鼓吹“法理台独”的代表性人物，确以法科生或法律相关专业的为多，如吕秀莲（台湾大学法律系学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比较法硕士）、蔡英文（台湾大学法律系学士、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等。
无疑，“法理台独”是一种实质性的、更具迷惑性的并且危害更大的“台独”方式，但是其中的“法理”并不必然与“台独”相联系：这里的“法理”即法律的理念和方法，法律人可以通过这种理念和方法，将属于价值判断的政治诉求转化为形式的、中立的、技术性的具体问题。这种专业技术既能为“台独”张目，也能用来反对“台独”——这也就是所谓的“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例如对民进党所谓“320公投”，前“司法院院长”施启扬等就联名发表了题为《不领公投票，就是公民对违法违宪公投说“不”的投票》的倡议书，从法律的角度论证了所谓“320公投”的违宪与违法，参与联署者包括六位前“司法院大法官”，以及法学教授、大学校长、研究人员等；而邱文聪在《响应施启扬等》中对“320公投”进行维护，同样也是从法律（解释）的角度——这种论争不同于价值争吵或道德指责，而是限于法律的专业范围。
五、结语
中央政府对台的基本政策在具体方式上以经济优惠和文化感召为主，期望以经济和文化的力量推动“三通”，促进两岸的和平统一。在大陆经济日益成长的背景下，这种政策确实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但正是在两岸经贸关系、文化交流日趋紧密的八十、九十年代，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突破种种界限，在力量上获得质的突破，使台湾问题面临新的形势。
从法律职业的角度来看，台湾这种新的形势是和台湾社会整体政治形势变化有关的：随着台湾的社会发展，法律职业在台湾政坛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但是台湾的特殊性在于，“台独”势力利用法律职业的力量充实、壮大自己。法律职业与“台独”之间的关联是在台湾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正视这一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台湾目前的形势、更加有力地回击“台独”势力；另一方面，我国把法治国家作为奋斗的目标，也要求我们的对台工作提升法理规则下的“攻防能力”。本文的目的，也正是试图为此尽一份绵薄之力。
[1] 关于台湾政党和社会的资料，如无特别说明，皆截至2005年4月。
[2] 本文关于民进党的原始资料来源： 。
[3] 原始资料来源： 。
[4] 资料来源： 。
[5] 作者承认，本文的某些观点尚需实证资料的进一步支撑，故本文第二、第三部分皆用“基本逻辑”为题，特此注。
[6] Talcott Parsons, A Sociologist's Look at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4.也可参见李学尧、余军：《帕森斯如何以社会学家的眼光看法律职业》，未刊稿。
[7] 参见David A. Bell. Lawyers and Citizens: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Elite in Old Regime Fr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美】迪亚斯等：《第三世界的律师》，陈乐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Halliday, Terence, and Lucien Karpik, eds, Lawyers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Political Liberalism: Legal Profession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Modern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Kenneth Ledford., From General Estate to Special Interest: German Lawyers, 1878-19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4－302页。
[9] 【日】棚濑孝雄：《现代日本的法和秩序》，易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10] 如果将政治技术泛化，在法治的社会里，除了言辞和程序技术外，还有一门很重要的技术，即法解释和推理技术。这三门技术一般而言是法学院教学的最主要的内容。从某种意义讲，通过这三种技术，法律人不仅在议会和其他政务官选举中容易脱颖而出，而且，还在公务员和大型企业管理人员的征聘中占据很大优势，由而给外界以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都掌握在法律人手中的印象。
[11] 【德】马克斯·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钱永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12]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社会的基础》，张绍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页。
[13] 据报道，因“国安机制”而无法到场投票的军警人员超过二十万人，而“竞选”双方的差距仅不到三万票。此外，对于民进党当局启动“国安机制”的行为本身，也不无法律上的疑问。因此，调查“国安机制”的启动也成为国亲联盟在“选举无效案”中提出的诉求之一。参见王耀华：《台湾大选的诉讼战》，《凤凰周刊》第146期。
[14] 【德】马克斯·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钱永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15] 【美】安索尼·T·克罗曼：《迷失的律师》，周战超、石新中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16
（四）“法理台独”的“台独”与“法理”
“台独”是民进党的重要标志，但其功能具有多样性：有时作为意识形态，有时作为政治斗争手段，有时则是宣传的口号；而“台独”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如“渐进式台独”、“实质性台独”、“法理台独”等。其中，民进党着力推行的“法理台独”也体现了民进党的“法律人特色”：
1988年民进党通过的“四一七主权独立决议文”提出了“台湾主权归属未定论”，成为“法理台独”的理论依据。该决议提出了作为“台独法理基础”的“台湾主权归属未定论”，即根据《旧金山合约》与《中（中华民国）日合约》中日本仅声明放弃对台湾主权、未规定由谁来承接主权的“条约事实”，从国际法角度为“台独”造势——当然，这一“法理依据”早已被指为不能成立，[57]但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民进党一整套“法理台独”的理念与操作手段。
除了“法理依据”外，“法理台独”主要通过“制宪”、“公投”以及“政府”机构变动等法律程序进行。这种通过法律将“台独”正当化的方式，更易博得同情；同时也由于法律本身重技术、重过程的特性，使得“法理台独”更具渐进性和实质性，从而被认为是“最不能容忍的”[58]。
显然，“法理台独”从理念到实施都离不开从政法律人的推动：一方面，诸多具体措施，如“宪法”和各种法律法规（如“公投法”等）的修改和制订、“政府”机构的调整、“选举”和“公投”的组织等，均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技能，如此大量而又重要的工作不可能临时聘请律师，而是需要依靠党内专业力量解决；另一方面，将“台独”及相关的政治理念转化为纯粹法律上的技术问题，通过“合法性”来牟取“正当性”，也需要法律人的专业能力。事实上，民进党中极力鼓吹“法理台独”的代表性人物，确以法科生或法律相关专业的为多，如吕秀莲（台湾大学法律系学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比较法硕士）、蔡英文（台湾大学法律系学士、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等。
无疑，“法理台独”是一种实质性的、更具迷惑性的并且危害更大的“台独”方式，但是其中的“法理”并不必然与“台独”相联系：这里的“法理”即法律的理念和方法，法律人可以通过这种理念和方法，将属于价值判断的政治诉求转化为形式的、中立的、技术性的具体问题。这种专业技术既能为“台独”张目，也能用来反对“台独”——这也就是所谓的“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例如对民进党所谓“320公投”，前“司法院院长”施启扬等就联名发表了题为《不领公投票，就是公民对违法违宪公投说“不”的投票》的倡议书，从法律的角度论证了所谓“320公投”的违宪与违法，参与联署者包括六位前“司法院大法官”，以及法学教授、大学校长、研究人员等；而邱文聪在《响应施启扬等》中对“320公投”进行维护，同样也是从法律（解释）的角度——这种论争不同于价值争吵或道德指责，而是限于法律的专业范围。
五、结语
中央政府对台的基本政策在具体方式上以经济优惠和文化感召为主，期望以经济和文化的力量推动“三通”，促进两岸的和平统一。在大陆经济日益成长的背景下，这种政策确实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但正是在两岸经贸关系、文化交流日趋紧密的八十、九十年代，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突破种种界限，在力量上获得质的突破，使台湾问题面临新的形势。
从法律职业的角度来看，台湾这种新的形势是和台湾社会整体政治形势变化有关的：随着台湾的社会发展，法律职业在台湾政坛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但是台湾的特殊性在于，“台独”势力利用法律职业的力量充实、壮大自己。法律职业与“台独”之间的关联是在台湾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正视这一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台湾目前的形势、更加有力地回击“台独”势力；另一方面，我国把法治国家作为奋斗的目标，也要求我们的对台工作提升法理规则下的“攻防能力”。本文的目的，也正是试图为此尽一份绵薄之力。
[1] 关于台湾政党和社会的资料，如无特别说明，皆截至2005年4月。
[2] 本文关于民进党的原始资料来源： 。
[3] 原始资料来源： 。
[4] 资料来源： 。
[5] 作者承认，本文的某些观点尚需实证资料的进一步支撑，故本文第二、第三部分皆用“基本逻辑”为题，特此注。
[6] Talcott Parsons, A Sociologist's Look at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4.也可参见李学尧、余军：《帕森斯如何以社会学家的眼光看法律职业》，未刊稿。
[7] 参见David A. Bell. Lawyers and Citizens: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Elite in Old Regime Fr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美】迪亚斯等：《第三世界的律师》，陈乐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Halliday, Terence, and Lucien Karpik, eds, Lawyers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Political Liberalism: Legal Profession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Modern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Kenneth Ledford., From General Estate to Special Interest: German Lawyers, 1878-19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4－302页。
[9] 【日】棚濑孝雄：《现代日本的法和秩序》，易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10] 如果将政治技术泛化，在法治的社会里，除了言辞和程序技术外，还有一门很重要的技术，即法解释和推理技术。这三门技术一般而言是法学院教学的最主要的内容。从某种意义讲，通过这三种技术，法律人不仅在议会和其他政务官选举中容易脱颖而出，而且，还在公务员和大型企业管理人员的征聘中占据很大优势，由而给外界以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都掌握在法律人手中的印象。
[11] 【德】马克斯·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钱永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12]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社会的基础》，张绍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页。
[13] 据报道，因“国安机制”而无法到场投票的军警人员超过二十万人，而“竞选”双方的差距仅不到三万票。此外，对于民进党当局启动“国安机制”的行为本身，也不无法律上的疑问。因此，调查“国安机制”的启动也成为国亲联盟在“选举无效案”中提出的诉求之一。参见王耀华：《台湾大选的诉讼战》，《凤凰周刊》第146期。
[14] 【德】马克斯·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钱永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15] 【美】安索尼·T·克罗曼：《迷失的律师》，周战超、石新中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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