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科生和台独分子之间——对民进党高层的一种法社会学考察(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 相关论述可参见Sol M. Linowitz , Martin Mayer, The Betrayed Profession, Lawyering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 Scribner’s Sons, 1994; Deborah L. Rhode，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Reforming the Legal Profess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Mary Ann Glendon, A Nation Under Lawyers: How the Crisis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Is Transforming American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Richard L. Abel, American Lawy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 有关西方律师业初期维护职业声誉、发展职业伦理的内容，可参见George Sharswood, An Essay on Professional Ethics , Fred B. Rothan & Co.1999(reprint of 5th ed 1884); Lon L. Fuller & John D. Randall,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of the Joint Conference, 44 A.B.A. J 1159 (1958);. Monro H. Freedman, Lawyers’ Ethics in an Adversary System (1975) ;David Luban, Lawyers and Justice: An Ethical Study,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8] 贺卫方：《律师的政治参与》，《中国律师》2001年第3期。
[19] 这里并非指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社会理性化、程序化的原因，而是指社会与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关于理性化、程序化的“共变”。
[20] 这里所说只是处理利益的方法，与处理的结果并不必然相关。事实上，民进党“执政”期间，台湾社会状况乏善可陈，政治手段的精明并不能掩盖其施政能力的欠缺。参见 “中华经济研究会”：《台湾经济预测》，《新闻稿》2003年12月16日。
[21] 另外还有大约40%至45%的人认为“两者都是”，以及不超过10%的“无反应”。参见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1992－2003）》，
[22] 参见李棠生：《台湾大选 北京观点（下）》，《苹果日报》2004年1月20日。
[23] 在西方社会及我国台湾、香港等地，除了律师以外，比如医生、教师、工程师等其他自由职业出身者也占据相当的比例。
[24] 相关论述参见本文第四部分关于美丽岛事件的论述。
[25] 孙笑侠、李学尧：《论法律职业共同体自治的条件》，《法学》2004年第4期。
[26] 参见本文第三、第四部分的论述。
[27] 当然，如不是国民党被分裂，纵有再多的法律人加入民进党，它也无法成功掌控政权。
[28] 读者一定要注意，本文讨论的是法律人为什么会加入民进党，而非国民党为什么会溃败。
[29] 国民党尽管从50年代起就积极推进地方选举，延后，对其党内的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也常采用选举方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选举常以过场和舞弊收场，并未真正使擅长辩论选举者在党内获得重视，在实质上也未能培养国民党在民主方式下的选举能力。
[30] 例如，2002年3月，吕秀莲代表民进党参加在匈牙利举行的国际自由政党联盟年会，并在会上申请加入成为正式会员，极力标榜自己为“自由主义政党”。参见鞠海涛：《民进党意识形态及其理论基础》，《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4期。
[31] 相关内容可参见John D. Eusden, Puritans, Lawyers, and Politics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Free Press ,1958, p.141-43.；王建民：《民进党政商关系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32] 有台湾学者认为台湾文化的贫乏，使得台湾反对国民党成为一切，这为台独势力的坐大有一定影响。参见钱永祥：《“我是谁？”：台湾自由主义的身份危机——钱永祥访谈》，《世纪中国》2003年第11期。
[33] 关于“美丽岛事件”的详细情况，参见“新台湾研究文教基金会”：《记忆，美丽岛事件》，。
[34] 此外，“美丽岛辩护律师”还有吕传胜（吕秀莲之兄），郑冠礼（吕传胜妻舅）、郑庆隆、高瑞铮、张火源、李胜雄等六人，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美丽岛事件”之后的台湾政治。
[35] 关于陈水扁的政治生涯，参见陈水扁：《台湾之子》，台北晨星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
[36] 张凤山：《民进党的派系简析》，《台湾研究》1994年第3期。
[37] 其实在“美丽岛世代”中，姚嘉文、林义雄等人本身也是律师，但无论从政治阅经历、理念还是现状来看，他们与“辩护律师世代”是不同的。
[38] 李敖曾经讽刺道：美丽岛事件的政治利益被美丽岛的辩护律师团给总归户了，即真正曾在美丽岛坐牢的人都没得到应有的好处，捡到战利品的却是陈水扁、谢长廷、尤清等人。参见“李敖跨越2000台中演讲会”，载《新月刊》2001年1月。
[39] 例如曾经参与“美丽岛事件”辩护工作（“司法审判”部分，和“军法审判”不同）、后来成为法官的林勤纲，在审理“吴凤铜像案”时遭到当事者和社会团体对司法的质疑，群众甚至在法庭叫嚣。然而当这些人知道林勤纲曾经参与“美丽岛”辩护之后，立即表示接受林勤纲的任何审判。见王金寿：《司法体制内的改革者》，《司改杂志》第048期，2003年12月15日。
[40] 王耀华：《台湾的民主之路》，《凤凰周刊》第141期。另外，据施明德回忆，当时采取公开审判还是因为“那时国民党想：你看我有公开审判，你看黄信介这些人俯首认罪，‘美丽岛政团’垮了，你们以后回去也没有公信力了。”参见“新台湾研究文教基金会”：《记忆，美丽岛事件·美丽岛大审·被告的政治辩护·施明德》， 。
[41] “新台湾研究文教基金会”：《记忆，美丽岛事件·美丽岛大审·律师的法律辩护·张俊雄》， 。
[42] 关于各类法律人对各国法治和政治的影响，可详参【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以下。
[43] 李鸿禧：《中华民国宪法之病理病征——半世纪之历史浅述》，2003年2月1日在台大法律系的讲演。
[44] 李鸿禧：《中华民国宪法之病理病征——半世纪之历史浅述》。
[45] 李鸿禧：《中华民国宪法之病理病征——半世纪之历史浅述》。
[46] 李鸿禧：《中华民国宪法之病理病征——半世纪之历史浅述》。
[47] 李鸿禧：《台湾为何要制宪——李鸿禧与汪笨湖对谈录》，《台湾日报》2004年6月29日。
[48] 李鸿禧：《请宋楚瑜虔诚肃穆地对待兴票案》，《台湾日报》2003年10月28日。
[49] 李鸿禧：《中华民国宪法之病理病征——半世纪之历史浅述》。
[50] 黄宗乐：《现代国家与宪法：李鸿禧教授六秩华诞祝贺论文集·序言》，月旦出版社1997年版。
[51] 此系当时台湾人在银行系统的最高职位。
[52] 详参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页。
[53] 但是，“台湾民主化”与“台独制度化”是决不能相提并论的：前者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而后者则是各方政治势力与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
[54] 民进党内部有诸多派系，如“美丽岛系”、“新潮流系”、“正义连线”等，但大致均可归入这两派。除了斗争方式不同外，“激进派”主张先独立后建立民主，“温和派”主张先建立民主后独立，两者只是“急独”与“缓独”的区别，在“台独理念”上是一致的。参见张凤山：《民进党的派系简析》，《台湾研究》1994年第3期。
[55] 制度化反对国民党成为台独势力的主流应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坚决打压，自七十年代开始，岛内的武装“台独”运动基本上销声匿迹。但随着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台湾的中产阶级逐渐强大起来，为了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他们积极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对国
[17] 有关西方律师业初期维护职业声誉、发展职业伦理的内容，可参见George Sharswood, An Essay on Professional Ethics , Fred B. Rothan & Co.1999(reprint of 5th ed 1884); Lon L. Fuller & John D. Randall,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of the Joint Conference, 44 A.B.A. J 1159 (1958);. Monro H. Freedman, Lawyers’ Ethics in an Adversary System (1975) ;David Luban, Lawyers and Justice: An Ethical Study,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8] 贺卫方：《律师的政治参与》，《中国律师》2001年第3期。
[19] 这里并非指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社会理性化、程序化的原因，而是指社会与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关于理性化、程序化的“共变”。
[20] 这里所说只是处理利益的方法，与处理的结果并不必然相关。事实上，民进党“执政”期间，台湾社会状况乏善可陈，政治手段的精明并不能掩盖其施政能力的欠缺。参见 “中华经济研究会”：《台湾经济预测》，《新闻稿》2003年12月16日。
[21] 另外还有大约40%至45%的人认为“两者都是”，以及不超过10%的“无反应”。参见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1992－2003）》，
[22] 参见李棠生：《台湾大选 北京观点（下）》，《苹果日报》2004年1月20日。
[23] 在西方社会及我国台湾、香港等地，除了律师以外，比如医生、教师、工程师等其他自由职业出身者也占据相当的比例。
[24] 相关论述参见本文第四部分关于美丽岛事件的论述。
[25] 孙笑侠、李学尧：《论法律职业共同体自治的条件》，《法学》2004年第4期。
[26] 参见本文第三、第四部分的论述。
[27] 当然，如不是国民党被分裂，纵有再多的法律人加入民进党，它也无法成功掌控政权。
[28] 读者一定要注意，本文讨论的是法律人为什么会加入民进党，而非国民党为什么会溃败。
[29] 国民党尽管从50年代起就积极推进地方选举，延后，对其党内的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也常采用选举方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选举常以过场和舞弊收场，并未真正使擅长辩论选举者在党内获得重视，在实质上也未能培养国民党在民主方式下的选举能力。
[30] 例如，2002年3月，吕秀莲代表民进党参加在匈牙利举行的国际自由政党联盟年会，并在会上申请加入成为正式会员，极力标榜自己为“自由主义政党”。参见鞠海涛：《民进党意识形态及其理论基础》，《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4期。
[31] 相关内容可参见John D. Eusden, Puritans, Lawyers, and Politics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Free Press ,1958, p.141-43.；王建民：《民进党政商关系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32] 有台湾学者认为台湾文化的贫乏，使得台湾反对国民党成为一切，这为台独势力的坐大有一定影响。参见钱永祥：《“我是谁？”：台湾自由主义的身份危机——钱永祥访谈》，《世纪中国》2003年第11期。
[33] 关于“美丽岛事件”的详细情况，参见“新台湾研究文教基金会”：《记忆，美丽岛事件》，。
[34] 此外，“美丽岛辩护律师”还有吕传胜（吕秀莲之兄），郑冠礼（吕传胜妻舅）、郑庆隆、高瑞铮、张火源、李胜雄等六人，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美丽岛事件”之后的台湾政治。
[35] 关于陈水扁的政治生涯，参见陈水扁：《台湾之子》，台北晨星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
[36] 张凤山：《民进党的派系简析》，《台湾研究》1994年第3期。
[37] 其实在“美丽岛世代”中，姚嘉文、林义雄等人本身也是律师，但无论从政治阅经历、理念还是现状来看，他们与“辩护律师世代”是不同的。
[38] 李敖曾经讽刺道：美丽岛事件的政治利益被美丽岛的辩护律师团给总归户了，即真正曾在美丽岛坐牢的人都没得到应有的好处，捡到战利品的却是陈水扁、谢长廷、尤清等人。参见“李敖跨越2000台中演讲会”，载《新月刊》2001年1月。
[39] 例如曾经参与“美丽岛事件”辩护工作（“司法审判”部分，和“军法审判”不同）、后来成为法官的林勤纲，在审理“吴凤铜像案”时遭到当事者和社会团体对司法的质疑，群众甚至在法庭叫嚣。然而当这些人知道林勤纲曾经参与“美丽岛”辩护之后，立即表示接受林勤纲的任何审判。见王金寿：《司法体制内的改革者》，《司改杂志》第048期，2003年12月15日。
[40] 王耀华：《台湾的民主之路》，《凤凰周刊》第141期。另外，据施明德回忆，当时采取公开审判还是因为“那时国民党想：你看我有公开审判，你看黄信介这些人俯首认罪，‘美丽岛政团’垮了，你们以后回去也没有公信力了。”参见“新台湾研究文教基金会”：《记忆，美丽岛事件·美丽岛大审·被告的政治辩护·施明德》， 。
[41] “新台湾研究文教基金会”：《记忆，美丽岛事件·美丽岛大审·律师的法律辩护·张俊雄》， 。
[42] 关于各类法律人对各国法治和政治的影响，可详参【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以下。
[43] 李鸿禧：《中华民国宪法之病理病征——半世纪之历史浅述》，2003年2月1日在台大法律系的讲演。
[44] 李鸿禧：《中华民国宪法之病理病征——半世纪之历史浅述》。
[45] 李鸿禧：《中华民国宪法之病理病征——半世纪之历史浅述》。
[46] 李鸿禧：《中华民国宪法之病理病征——半世纪之历史浅述》。
[47] 李鸿禧：《台湾为何要制宪——李鸿禧与汪笨湖对谈录》，《台湾日报》2004年6月29日。
[48] 李鸿禧：《请宋楚瑜虔诚肃穆地对待兴票案》，《台湾日报》2003年10月28日。
[49] 李鸿禧：《中华民国宪法之病理病征——半世纪之历史浅述》。
[50] 黄宗乐：《现代国家与宪法：李鸿禧教授六秩华诞祝贺论文集·序言》，月旦出版社1997年版。
[51] 此系当时台湾人在银行系统的最高职位。
[52] 详参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页。
[53] 但是，“台湾民主化”与“台独制度化”是决不能相提并论的：前者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而后者则是各方政治势力与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
[54] 民进党内部有诸多派系，如“美丽岛系”、“新潮流系”、“正义连线”等，但大致均可归入这两派。除了斗争方式不同外，“激进派”主张先独立后建立民主，“温和派”主张先建立民主后独立，两者只是“急独”与“缓独”的区别，在“台独理念”上是一致的。参见张凤山：《民进党的派系简析》，《台湾研究》1994年第3期。
[55] 制度化反对国民党成为台独势力的主流应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坚决打压，自七十年代开始，岛内的武装“台独”运动基本上销声匿迹。但随着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台湾的中产阶级逐渐强大起来，为了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他们积极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对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