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而宋成之也。”［注解：《黄书》，504、505、507页。］王夫之不能明说的是他身逢其会的明清交替，而此奇祸之重演，仍归咎于中土人士丧失了种类意识，变得连蚂蚁都不如，因为蚂蚁对其它昆虫之“窥其门者，必部其族以噬杀之，终远其垤，无相干杂。”［注解：《黄书》，504页。］这个“无夸大同”、“名系一统实存四国”的设想，与公羊学的取消内外有别，憧憬“远近大小若一，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境界，是两个基本不同的话语。康有为的天下思想 ，后来演变为《大同书》中“去种界”的构想，亦即在全球范围让黄种人与北温带的白人混同，消灭不易改良的黑色人种。如把康的观点和同代的种族主义者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做一比较，颇有助于说明。张伯伦认为北欧人种最优秀的观点与康同，但当某良种（例如条顿民族）一旦成形后，张伯伦的主张是必须尽量保持其纯粹性，反对任何的杂种化。这与康的“去种界”恰好相反。张伯伦对“天下主义”之评语如下：“罗马帝国晚期的无人种、无民族的浑沌乃是一个有害的、致命的状态，乃违反自然之罪恶。只有一线光明照耀在此堕落的世界之上－－它来自北方。”［注解：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 n，trans。by John Lees，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New York：J。 Lane Company，1911），Vol。1，p。320。］这个逻辑基本上与王夫之的相同：“故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注解：《黄书》，503页。］
《黄书》之独特，在异于儒家话语之言必宗尧舜与三代，而以孔子为圣道之集大成者。儒家思想里固然也有严“夷夏之防”的春秋大义，但黄帝从来不是攘夷的典范。黄帝剿灭蚩尤并不被理解为种族战争，而被解做平定作乱的诸侯，肇文明之始基。如果强调文明教化，其中心人物自然是孔子，在康有为之流手里，就会把他变成教主，其言教既能推之四海放之万世，势必演为大同之义。但在《黄书》里孔孟都没有地位，王夫之要树立的不是一位教主而是一个种类始祖，并以之为奠立“中国”畛界之起点。湖南时务学堂时代的维新派仍未把黄帝与汉族扯上关系。他们重刊南明志士的禁书，是把明清之际当做重温满汉矛盾的集体回忆之场址。在当时改良主义的总前提下，维新派的种族革命思想也不可能彻底。从戊戌政变至1900年自立军事件，维新志士把“满洲全族”比做德川幕府，自比日本幕末的勤王之师，亦即把光绪帝比做明治天皇［注解：陈长年：《庚子勤王运动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总82期（1994年），101页。］。章太炎在1899年提出过后来令自己汗颜的保留异族的光绪为“客帝”之主张［注解：《客帝论》，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84－90页。］。
大亚洲主义与黄祸论
当时谈种族问题，除了对满之外，还得考虑对洋与对日。“种族”一词既可用来树立满汉矛盾，也可用来突出黄白对立，后一种划界就不单把满人，甚至连日本人也算在自己人一方。
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知识界有把整个亚洲与黄色人种等同的共识，显示当时的“种族”概念仍至为模糊。连赴英受训练的严复也简单地把黄种与亚洲等同，把白种与欧洲等同［注解：《保种余义》，《严复集》1卷，86－87页。］。章太炎则说：
“天地以五大洲别生分类……故自唐尧以来，以里海乌拉岭为戎索，以绝亚、欧，以区黄人、白人。”［注解：《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5页。］在18 98年发表的《劝 学篇》里，张之洞亦以为“西人分五大洲之民为五种”，而亚洲之人“同为黄种，皆三皇五帝声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分。”［注解：《劝学篇》，37－38页。］既然把地理单位与人种单位混为一谈，又把人种与教化混淆，“民族国家”观念显然还未成形。
1897年末，有鉴于西方列强在东亚的扩张步伐加剧，危及自身，日本遂急于与中国修好，以释甲午战争前嫌。日本在华的公共关系活动，在官吏间争取到张之洞等人，也引起湖南维新分 子的积极反应［注解：Douglas R。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ambridge，MA：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1993），pp。19－20。］。后者早已受黄遵宪《日本国志》之影响，以明治勤王志士为刻意模仿对象。围绕着光绪的帝党在外交路线上也有联日倾向，以和慈禧与李鸿章等人的联俄政策对抗。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占据旅大，在维新派和日本之间引发唇亡齿寒之共鸣。
在此期间，维新派提倡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黄色种族主义。梁启超于1897年6月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注解：《论中国之将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13页。］章太炎亦于同年11月说：“呜呼！天特使日本盛衰兴替之际，前于今三四十祀，其亦哀夫黄种之不足以自立，而故留弹丸黑子以存其类也。”［注解：《读日本国志》，《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9页。］
在戊戌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保支论”，谓日本为报答濡汉化之恩，有义务招架住西方，以便让“支那”有充分的时间自强［注解：Marius Jensen，Japan and China：From War to Peace，1894－1972（Chicago：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 ng Company，1970），p。136。］。百日维新期间一份很重要的文献是康有为进呈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康并建议光绪用诏告天下方式为维新运动序幕，而其内容则几乎全部抄自明治维新的纲领－－由明治天皇于1868年颁布的“五条誓约”［注解：〔日〕村田雄二郎：《康有为的 日本研究及其特点－－〈日本变政考〉〈日本书目志〉管见》，《近代史研究》总73期（1993年），27－40页。］。伊藤博文在百日维新末期访问京师，甚至有人提议聘请他当中国的首相。在宫廷政变发生后，康梁等人的逃亡亦获日本当局协助。
日本政界与思想界此时盛行大亚洲主义。在梁启超等人逃抵日本的前一年，孙中山已获日本大亚洲主义圈子的支持。1898年1月，日本贵族院（上议院）议长、东亚同文会创立人近卫笃?NFDC9?发表全球范围爆发种族战争的预想，催促日本与同种结成联盟，致力研究中国问题，为黄白人种大对决做准备［注解：Marius Jansen，“Konoe Atsumaro”，in Akir a Iriye，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113。］。梁启超于 该年抵达日本，并于12月在横滨出版《清议报》，其宗旨内列入“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一条［注解：《〈清议报〉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三》，31页。］，在首期即提倡种战论：“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然则吾之所愿望者，又岂惟平满汉之界而已，直当凡我黄种人之界而悉平之……以与白色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注解：《变法通义》之《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一节，《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83页。］因1900年“自立军事件”殉难的唐才常也认为“今则?NFDD1??NFDD1?欧种与亚种争之势”［注解：《各国种类考自叙》，《觉颠冥斋内言》，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468页。］。康梁派的大同思想似乎有减退之势，连康有为也说：“夫我中国非可以国名也，不过
《黄书》之独特，在异于儒家话语之言必宗尧舜与三代，而以孔子为圣道之集大成者。儒家思想里固然也有严“夷夏之防”的春秋大义，但黄帝从来不是攘夷的典范。黄帝剿灭蚩尤并不被理解为种族战争，而被解做平定作乱的诸侯，肇文明之始基。如果强调文明教化，其中心人物自然是孔子，在康有为之流手里，就会把他变成教主，其言教既能推之四海放之万世，势必演为大同之义。但在《黄书》里孔孟都没有地位，王夫之要树立的不是一位教主而是一个种类始祖，并以之为奠立“中国”畛界之起点。湖南时务学堂时代的维新派仍未把黄帝与汉族扯上关系。他们重刊南明志士的禁书，是把明清之际当做重温满汉矛盾的集体回忆之场址。在当时改良主义的总前提下，维新派的种族革命思想也不可能彻底。从戊戌政变至1900年自立军事件，维新志士把“满洲全族”比做德川幕府，自比日本幕末的勤王之师，亦即把光绪帝比做明治天皇［注解：陈长年：《庚子勤王运动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总82期（1994年），101页。］。章太炎在1899年提出过后来令自己汗颜的保留异族的光绪为“客帝”之主张［注解：《客帝论》，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84－90页。］。
大亚洲主义与黄祸论
当时谈种族问题，除了对满之外，还得考虑对洋与对日。“种族”一词既可用来树立满汉矛盾，也可用来突出黄白对立，后一种划界就不单把满人，甚至连日本人也算在自己人一方。
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知识界有把整个亚洲与黄色人种等同的共识，显示当时的“种族”概念仍至为模糊。连赴英受训练的严复也简单地把黄种与亚洲等同，把白种与欧洲等同［注解：《保种余义》，《严复集》1卷，86－87页。］。章太炎则说：
“天地以五大洲别生分类……故自唐尧以来，以里海乌拉岭为戎索，以绝亚、欧，以区黄人、白人。”［注解：《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5页。］在18 98年发表的《劝 学篇》里，张之洞亦以为“西人分五大洲之民为五种”，而亚洲之人“同为黄种，皆三皇五帝声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分。”［注解：《劝学篇》，37－38页。］既然把地理单位与人种单位混为一谈，又把人种与教化混淆，“民族国家”观念显然还未成形。
1897年末，有鉴于西方列强在东亚的扩张步伐加剧，危及自身，日本遂急于与中国修好，以释甲午战争前嫌。日本在华的公共关系活动，在官吏间争取到张之洞等人，也引起湖南维新分 子的积极反应［注解：Douglas R。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ambridge，MA：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1993），pp。19－20。］。后者早已受黄遵宪《日本国志》之影响，以明治勤王志士为刻意模仿对象。围绕着光绪的帝党在外交路线上也有联日倾向，以和慈禧与李鸿章等人的联俄政策对抗。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占据旅大，在维新派和日本之间引发唇亡齿寒之共鸣。
在此期间，维新派提倡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黄色种族主义。梁启超于1897年6月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注解：《论中国之将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13页。］章太炎亦于同年11月说：“呜呼！天特使日本盛衰兴替之际，前于今三四十祀，其亦哀夫黄种之不足以自立，而故留弹丸黑子以存其类也。”［注解：《读日本国志》，《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9页。］
在戊戌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保支论”，谓日本为报答濡汉化之恩，有义务招架住西方，以便让“支那”有充分的时间自强［注解：Marius Jensen，Japan and China：From War to Peace，1894－1972（Chicago：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 ng Company，1970），p。136。］。百日维新期间一份很重要的文献是康有为进呈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康并建议光绪用诏告天下方式为维新运动序幕，而其内容则几乎全部抄自明治维新的纲领－－由明治天皇于1868年颁布的“五条誓约”［注解：〔日〕村田雄二郎：《康有为的 日本研究及其特点－－〈日本变政考〉〈日本书目志〉管见》，《近代史研究》总73期（1993年），27－40页。］。伊藤博文在百日维新末期访问京师，甚至有人提议聘请他当中国的首相。在宫廷政变发生后，康梁等人的逃亡亦获日本当局协助。
日本政界与思想界此时盛行大亚洲主义。在梁启超等人逃抵日本的前一年，孙中山已获日本大亚洲主义圈子的支持。1898年1月，日本贵族院（上议院）议长、东亚同文会创立人近卫笃?NFDC9?发表全球范围爆发种族战争的预想，催促日本与同种结成联盟，致力研究中国问题，为黄白人种大对决做准备［注解：Marius Jansen，“Konoe Atsumaro”，in Akir a Iriye，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113。］。梁启超于 该年抵达日本，并于12月在横滨出版《清议报》，其宗旨内列入“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一条［注解：《〈清议报〉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三》，31页。］，在首期即提倡种战论：“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然则吾之所愿望者，又岂惟平满汉之界而已，直当凡我黄种人之界而悉平之……以与白色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注解：《变法通义》之《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一节，《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83页。］因1900年“自立军事件”殉难的唐才常也认为“今则?NFDD1??NFDD1?欧种与亚种争之势”［注解：《各国种类考自叙》，《觉颠冥斋内言》，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468页。］。康梁派的大同思想似乎有减退之势，连康有为也说：“夫我中国非可以国名也，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