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解：《黄史》，《国粹学报》1905年2月，9页。］　改良派的梁启超也以轩辕为本民族肇纪：“黄帝以后，我族滋乳渐多，分布于中原，而其势不相统合……逮嬴秦兴，而中国始统于一……群学公例，惟内力充实，乃能宣泄于外，亦惟外兢剧烈，而内力乃以益充。”［注解：《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六 》，1页。］　

但王夫之时代并无人种分黄、白、黑之概念。他建议“述古继天而王者，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治道该矣”［注解：《黄书》，538页。］。这个“黄中”是一种抽象的帝德。应劭《风俗通》卷一“五帝”条下释黄帝曰：“黄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施四季，与地同功……”［注解：载《传世藏书》1册，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3页。］晚清的汉民族主义者 ，既经现代西方种族主义洗礼，势不免扯上人种关系。蒋观云认为“夫我人种，自移居中国后，固划然自为一种族，然以大种族而言，固为东洋之黄种”［注解：《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55号（1904年1 0月23日），49页。］。这里既可与大亚洲主义相呼应，又能划清中国这个历史民族的 畛域，以别于其他亚洲民族。　

此时的中国思想界面对西方总不免有点自卑感，“中国民族西来说”可以补偿这个心理，也有助于黄白二色人种共同主宰世界之构想。为了迎合当时的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原理，中国民族必须是外来征服者而不是原住民，有如入主印度的雅里安人、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建立美国的英裔，以及来自东北亚的大和民族。康有为的一段话最能透露此种心理：“我南省原皆猫、NFDD7?、?NFDA9?之地方，今已为我黄帝子孙逼处，猫、、?NFDD7?、?NFDA9?亦将绝矣”，因此，面临“今白种将遍地球”之局，中国人该力求避免同一命运［注解：《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康有为与保皇会》，　251页。］。　

中华帝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帝国，在清末强被纳入“民族国家”这件紧身衣。因当时满汉矛盾的环境，汉族中心思想势不免成为此转化之机制。这个偏失，在民国成立后曾用“五族共和”的公式去补救。但黄帝崇拜至今犹存，而“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和“汉族是黄帝子孙”这两个命题是否可以混为一谈，也鲜有引起疑问。



结语

“民族国家”是一件进口货，因此当天朝中心的天下主义被现代民族主义取代之时，中国亦在符号学意义上被“非中心化”。在适应现代而新发明的国史叙事里，其源始（archia）与目的（telos），即一首一尾，都变成了外来之物。轩辕黄帝是来自巴比仑的“尼科黄特”，作为现代国家称呼的“支那”一词却是日文。中国本来是一个“天下”，只有朝代之名而无国号。清末第一代民族主义者急于否定“大清”，无意识地捡起了日本人称呼中国的“支那”。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一般是沿用“中国”一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亦恢复这个用法。但在中间这段时期，尤其是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偏好用含贬义的“支那”一名，“表示中国是保守不能自拔的扰乱之区，与作为现代亚洲国家的日本形成鲜明对照。”［注解：Stephan Tanaka，Japan?s Orient：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Berkele 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3－4。］至1930年，“支那”一词的侮辱性已十分明显，导致南京政府向东京提出正名的抗议，但日本的大众沿用如故［注解：〔日〕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 83年，190－191页。］。　

本文重在介绍新方法，它点明历史是一个共同回忆，其组成有一个系谱学之线索可寻，这个系谱是一连串的叙事，而叙事往往是混合语(hybrid)。黄帝崇拜的叙事即由古代的、现代的 、本土的、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但既然都为叙事所由产生之环境服务，这些因子的身分是同等的。事实上，不论是西汉的《史记》或南明的《黄书》，一旦被编织进清季民族主义叙事里，就成为共时性因素，换言之，都成为20世纪初期的史迹。在同一语境中，法国学者之学说其实也变成了中国的因素。举另一例说：在中国革命史叙事里出现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指涉，谓这两大革命影响中国革命固无不可，但此提法比较陈旧，也流于机械。能导向新研究方向之提法是：法俄两大革命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叙事之一部分。

在这个意义下，每一次对史迹的重新叙述都是一次新“发明”。这类“发明”并非对原史迹的扭曲，而毋宁是它的生命还没终止的表示，它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认识对象。我们甚至不能说后起的叙事是原史迹的副本，因为在现场发生的还不是历史，当它变成历史时已经是一种透过符号媒介的想像，换言之，即使是最早的一次叙事已经是一个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