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黄帝相传之一族，所谓神明之裔者，凡我黄种皆是也。”而其成立保皇会之宗旨也写作“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注解：《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244、258页。］。
这里已开始把黄帝与黄种扯上关系。康有为由孔子而黄帝，乃因当时西方学术界有人提倡中国人始祖黄帝来自巴比仑之说（详后）。中国思想界进入对西方亦步亦趋时期，始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至今未竭。当时西方盛行的正是达尔文主义的种族理论。唐才常乃有“黄白智，红黑愚；黄白主，红黑奴；黄白萃，红黑散”之说，并认为根据进化论“由贱种进良种之为顺天，由顽种沦非种，由非种至亡种之为逆天。”［注解：《觉颠冥斋内言》，466－4 67页。］他因而主张黄白通婚的“通种说”。黄白通婚、淘汰黑种的构思后来被康有为纳入《大同书》中，通种的前提是两个种族地位对等，因此亦暗含黄、白两大人种在全球范围分庭抗礼之意。中国被打掉了的孔教天下主义，终于经由公羊学派之手，修订为黄白二色人种的“共同中心”主宰新“天下”的构想。
在当时，西方着眼于太平洋地区者，亦在预测全球范围的黄白大决战。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制一图，用日耳曼神话里的战婢（Valkyries）象征欧洲各国，与背负佛陀的一条中国龙作 战，以捍卫基督教的西方［注解：Richard Austin Thompson，The Yellow Peril，1890－1924（New York：Arno Press，1978），p。1。］。1900 年之义和团事件无疑强化了西方人的黄祸论心理。在美国，排斥东亚移民的情绪由来已久，至1904年，作家杰克·伦敦（J ack London）发表一文于旧金山市报刊，散布对“日本人的组织和统治能力”与“庞大的中国人口之巨大劳动能力”结合的恐惧［注解：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 rican Thought，1860－1915（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 ia Press，1945），p。163。］。1905年，日本重创俄国，令威廉二世又重新敲起黄祸论的警钟。1907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号令全部油白漆的“大白色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环绕全球，以展示美国的实力，他特别指示舰队司令进入远东地区时进入警戒状态。同年，英国作家威尔斯（H。G。W ells）发表科幻小说《空战》（War inThe Air），描写在未来的一场美国与德国战争中，由中日两国组成的“亚洲邦联”已经掌握了优越的航空科技，遂对作战的双方进行空中偷袭［注解：Thompson前引书，pp。422－426。］。
中国积弱已久，如今居然能在白人眼里构成威胁，也是一种荣幸。梁启超在1899年应用新名词“人种”，满怀乐观地说：“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他列举中国人种的优点：“一曰富于自治之力也”、“二曰有冒险独立之性质也”、“三曰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也”、“四曰民人众多，物产沃衍，善经商而工价廉，将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权也”［注解：《论中国人种之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48－54页。］。人口庞大、资源丰富、移民海外、善于经营、劳工低廉正是当时黄祸论者描绘的中国 威胁。梁的新理论又一次证明了中国思想界已成西方思潮的回响。
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大亚洲主义”也是时鲜货。当时，同类的超民族主义论风行于世界各地，如“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英美主义”（AngloAmericanism）、“大土耳其主义”（Pan Turanism）。但梁启超很快就从超民族主义的诱惑中觉醒，看透日本提倡大亚洲主义乃其大陆政策的烟幕。他于1902年说自己曾经是保国、保种、保教“三色旗帜”下的一名小卒，但“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彼所云保种者，保黄种乎？保华种乎？其界限颇不分明。若云保黄种也，彼日本亦黄种，今且勃然兴矣，岂其待我保之！”［注解：《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50页。］此时梁口中之“国”，已经不是保国会时期的country，而是地地道道的nation，即民族国家。梁启超思想进入民族国家阶段，也与当时西方流行的国民心理学有关。对此学派另有专著，此不赘述［注解：详Lungkee Sun，“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Late Qing P eriod”，Modern China18∶3（July 1922），pp。235－262。］。在这里只需指出：国 民心理学比人种说更能解释民族国家的性质。英与德都是条顿民族，英与美同为英语国家，中与日夸称同文同种，但却各自建立不同的国家。因此，人种本身并不足以界定民族国家。国民心理学的看法是：民族国家必具由共同历史背景形成的集体心理，它是吕邦（Gustav Le Bon）所谓的具共同感情之“心理的品种”而不是生物的品种。当时的民族国家话语尤其借助“天然民族”与“历史民族”的二分法。维尔康特（Alfred Vierkandt）于1896年发表的Naturvolker und Kulturvolker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在日本，加腾弘之在1893年已经指出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天然民族”存在的可能性很小［注解：Winston Davis，The Mora l and P olitical Naturalism of Baron Kato Hiroyuki（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 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6），p。40。］。
1902年春，康有为用天然民族来替满汉同种论辩护，章太炎于翌年借助“历史民族”提出驳斥：“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限。”假设纯种是不存在的，满族既已进入中国，理应为中国“历史民族”的大熔炉所化，但章的说法是满族非但拒绝同化，甚至歧视汉人，“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注解：《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95、199页。康的论点见《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章既掌握最新的社会科学概念，其排满论就比邹容的《革命军》（1903年）来得有说服力。邹容试图根据生理学的人种分类，把日本人算在“中国人种”内，反把满族排斥到“西伯利亚人种”里头［注解：《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25－26页。］。该书的立论前提，仍然是“天演界中”“两不相下” 的“黄白二种”之抗衡说，但它把日本人算在自己人一方，却把满人排挤在外，已使此说走入理论的死巷。
后来较具说服力的排满论都得从“历史民族”观点出发。汪精卫于1905年写道：“社会学者尝言：凡民族必严种界使常清而不杂者，其种将日弱而驯致于不足自存，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注解：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1号（1905年11月），4页。］因此满人的问题不出在异种，而是拒绝同化于“神明之胄”的汉族，身为“犬羊贱种”反冀图吸收被征服的多数民族。至于康有为，他继续用生理学意义的种族构思之结果，终无法过渡到民族国家思维，而是越走越远，走入和民族建国离题万丈的黄白混同、淘汰黑种的 新大同主义空想中去。
在这方面，梁启超不再追随他的老师。但新的国民心理学说却令梁的思想陷入困境。先前，梁从人种论出发，在西方黄祸论者眼中发现“中国人种”的优点，又有同种的日本成功之先例 ，因此对中国人种性做出很乐观的评价。但改从国民心理学出发，则达到中国人共同感情仍未形成、一盘散沙之结论。从1902年起，梁遂有针砭国民性的《新民说》长篇著作。这个悲观论调和他政治上趋向保守、反对革命并行。另一方面，在梁提倡大亚洲主义、构想全体黄色人种“合种”的时代，可以轻描淡写地把排满问题化解掉：“黄种之人，支那居其七八焉。故言合种必自支那始。”［注解：《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民报》1号（1905 年11月），8
这里已开始把黄帝与黄种扯上关系。康有为由孔子而黄帝，乃因当时西方学术界有人提倡中国人始祖黄帝来自巴比仑之说（详后）。中国思想界进入对西方亦步亦趋时期，始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至今未竭。当时西方盛行的正是达尔文主义的种族理论。唐才常乃有“黄白智，红黑愚；黄白主，红黑奴；黄白萃，红黑散”之说，并认为根据进化论“由贱种进良种之为顺天，由顽种沦非种，由非种至亡种之为逆天。”［注解：《觉颠冥斋内言》，466－4 67页。］他因而主张黄白通婚的“通种说”。黄白通婚、淘汰黑种的构思后来被康有为纳入《大同书》中，通种的前提是两个种族地位对等，因此亦暗含黄、白两大人种在全球范围分庭抗礼之意。中国被打掉了的孔教天下主义，终于经由公羊学派之手，修订为黄白二色人种的“共同中心”主宰新“天下”的构想。
在当时，西方着眼于太平洋地区者，亦在预测全球范围的黄白大决战。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制一图，用日耳曼神话里的战婢（Valkyries）象征欧洲各国，与背负佛陀的一条中国龙作 战，以捍卫基督教的西方［注解：Richard Austin Thompson，The Yellow Peril，1890－1924（New York：Arno Press，1978），p。1。］。1900 年之义和团事件无疑强化了西方人的黄祸论心理。在美国，排斥东亚移民的情绪由来已久，至1904年，作家杰克·伦敦（J ack London）发表一文于旧金山市报刊，散布对“日本人的组织和统治能力”与“庞大的中国人口之巨大劳动能力”结合的恐惧［注解：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 rican Thought，1860－1915（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 ia Press，1945），p。163。］。1905年，日本重创俄国，令威廉二世又重新敲起黄祸论的警钟。1907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号令全部油白漆的“大白色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环绕全球，以展示美国的实力，他特别指示舰队司令进入远东地区时进入警戒状态。同年，英国作家威尔斯（H。G。W ells）发表科幻小说《空战》（War inThe Air），描写在未来的一场美国与德国战争中，由中日两国组成的“亚洲邦联”已经掌握了优越的航空科技，遂对作战的双方进行空中偷袭［注解：Thompson前引书，pp。422－426。］。
中国积弱已久，如今居然能在白人眼里构成威胁，也是一种荣幸。梁启超在1899年应用新名词“人种”，满怀乐观地说：“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他列举中国人种的优点：“一曰富于自治之力也”、“二曰有冒险独立之性质也”、“三曰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也”、“四曰民人众多，物产沃衍，善经商而工价廉，将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权也”［注解：《论中国人种之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48－54页。］。人口庞大、资源丰富、移民海外、善于经营、劳工低廉正是当时黄祸论者描绘的中国 威胁。梁的新理论又一次证明了中国思想界已成西方思潮的回响。
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大亚洲主义”也是时鲜货。当时，同类的超民族主义论风行于世界各地，如“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英美主义”（AngloAmericanism）、“大土耳其主义”（Pan Turanism）。但梁启超很快就从超民族主义的诱惑中觉醒，看透日本提倡大亚洲主义乃其大陆政策的烟幕。他于1902年说自己曾经是保国、保种、保教“三色旗帜”下的一名小卒，但“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彼所云保种者，保黄种乎？保华种乎？其界限颇不分明。若云保黄种也，彼日本亦黄种，今且勃然兴矣，岂其待我保之！”［注解：《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50页。］此时梁口中之“国”，已经不是保国会时期的country，而是地地道道的nation，即民族国家。梁启超思想进入民族国家阶段，也与当时西方流行的国民心理学有关。对此学派另有专著，此不赘述［注解：详Lungkee Sun，“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Late Qing P eriod”，Modern China18∶3（July 1922），pp。235－262。］。在这里只需指出：国 民心理学比人种说更能解释民族国家的性质。英与德都是条顿民族，英与美同为英语国家，中与日夸称同文同种，但却各自建立不同的国家。因此，人种本身并不足以界定民族国家。国民心理学的看法是：民族国家必具由共同历史背景形成的集体心理，它是吕邦（Gustav Le Bon）所谓的具共同感情之“心理的品种”而不是生物的品种。当时的民族国家话语尤其借助“天然民族”与“历史民族”的二分法。维尔康特（Alfred Vierkandt）于1896年发表的Naturvolker und Kulturvolker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在日本，加腾弘之在1893年已经指出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天然民族”存在的可能性很小［注解：Winston Davis，The Mora l and P olitical Naturalism of Baron Kato Hiroyuki（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 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6），p。40。］。
1902年春，康有为用天然民族来替满汉同种论辩护，章太炎于翌年借助“历史民族”提出驳斥：“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限。”假设纯种是不存在的，满族既已进入中国，理应为中国“历史民族”的大熔炉所化，但章的说法是满族非但拒绝同化，甚至歧视汉人，“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注解：《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95、199页。康的论点见《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章既掌握最新的社会科学概念，其排满论就比邹容的《革命军》（1903年）来得有说服力。邹容试图根据生理学的人种分类，把日本人算在“中国人种”内，反把满族排斥到“西伯利亚人种”里头［注解：《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25－26页。］。该书的立论前提，仍然是“天演界中”“两不相下” 的“黄白二种”之抗衡说，但它把日本人算在自己人一方，却把满人排挤在外，已使此说走入理论的死巷。
后来较具说服力的排满论都得从“历史民族”观点出发。汪精卫于1905年写道：“社会学者尝言：凡民族必严种界使常清而不杂者，其种将日弱而驯致于不足自存，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注解：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1号（1905年11月），4页。］因此满人的问题不出在异种，而是拒绝同化于“神明之胄”的汉族，身为“犬羊贱种”反冀图吸收被征服的多数民族。至于康有为，他继续用生理学意义的种族构思之结果，终无法过渡到民族国家思维，而是越走越远，走入和民族建国离题万丈的黄白混同、淘汰黑种的 新大同主义空想中去。
在这方面，梁启超不再追随他的老师。但新的国民心理学说却令梁的思想陷入困境。先前，梁从人种论出发，在西方黄祸论者眼中发现“中国人种”的优点，又有同种的日本成功之先例 ，因此对中国人种性做出很乐观的评价。但改从国民心理学出发，则达到中国人共同感情仍未形成、一盘散沙之结论。从1902年起，梁遂有针砭国民性的《新民说》长篇著作。这个悲观论调和他政治上趋向保守、反对革命并行。另一方面，在梁提倡大亚洲主义、构想全体黄色人种“合种”的时代，可以轻描淡写地把排满问题化解掉：“黄种之人，支那居其七八焉。故言合种必自支那始。”［注解：《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民报》1号（1905 年11月），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