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蒙古王公可能向俄國請求庇護，並寫道：
　　　“因此，對我國在蒙古奉行之政策方針發生極大影響之時刻可能
　　　　即將到來。我國對蒙古事務之干預，無疑將招致遠東事態複雜化
　　　　。另一方面，倘我們不給予蒙古人庇護，則我們將會──可能
　　　　將永遠──喪失我國目前在該地所享有之崇高地位與好感。此
　　　　外，我們將看到另一大國將出現於蒙古並取代我國之地位。”[4]
俄國領事既預見他們多年滲透外蒙的活動，在蒙古王公反對“新政”的情況，將出現重大的機會。俄國正準備煽動蒙人作出重大的決定──蒙古的獨立。當俄國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收到蒙古王公正“決定向我（俄）國請求庇護”和“請求以某種借口立即把俄軍派往庫倫”後，便以“極密、特急”的專函通知俄代理內閣總理大臣科科弗采夫，表明暫不同意由外蒙王公在會後立刻組成的代表團前往聖彼得堡，認為“此刻我們尚不具備利用這一運動為我國利益服務之條件，（故）代表之到達不合時宜”，要求安排專人在“半路攔阻蒙古王公之人”。但是，科科弗采夫不同意，因為這樣“可能引起議論紛紛和產生嚴重糾葛，”對俄國不利。因此，他函覆尼拉托夫時表示在代表團到達彼得堡後，最好是與其談判，並“設法使此事符合我國願望。”[5]　
　　駐庫倫代理公使拉弗多夫斯基在同年７月２１日報告稱：“照諸汗與王公之說法，如若脫離中國，他們希望得到我國軍隊的保護，以防御外部敵人，並希望獲得內部自治及游牧生活不受侵犯之權利。其餘所有條件他們完全讓我國定奪。”[6]可見，當時俄國在外蒙獨立上曾積極參與其中，並在代表團抵達聖彼得堡時，安排俄國沙皇接見代表團。為了有效回應此種特殊的局勢，俄國政府由內閣總理大臣斯托雷平主持了特別會議，並坦然承認“在蒙古問題上發生之危機，並不出我們所料，因自很久以來我國一直支持和庇護；我國一些駐蒙代表在頗大程度上促使蒙人產生一種信念，若想與中國脫離關係，他們可以指望得到俄國之援助。”此外，對於中國在蒙古地區推行“新政”，如“中國農民在鄰接我國邊界進行墾殖，用鐵路把這條邊界附近之居民點與中國行政中心連接起來，以及中國軍隊之部署，尤其在緊靠我國領土之地區，中國軍隊之大量出現”，更表示極端之反對。所以，他們認為：
　　　“蒙古問題對我國具有重大意義。蒙人力圖反對中國政府上述計
　　　　劃，支持蒙人之意圖完全符合我國利益。”[7]　
既然俄國內閣已決定扶持外蒙王公之獨立運動，便同時決定對代表團“允諾我國將支持他們捍衛喀爾喀（引者按─指外蒙古）之獨特制度，同中國人進行鬥爭”，並答允為代表團成員向中國政府說情，以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最後，為加強俄國在外蒙之軍事實力，決定“派遣兩連哥薩克帶著機槍”前往庫倫。俄皇很快便“同意”了這個決定。[8]




[1] 傅啟學《中國外交史》頁１８２。
[2] 第二次日俄密約的內容，可參看同上書，頁１８４。
[3] 《蒙古族通史》﹝三冊，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１﹞下冊，頁１１０２。
[4]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頁１，註１。
[5] 同上書，頁２─３。
[6] 同上書，頁５─６，註２。
[7] 同上書，頁３─７，〈遠東問題特別議事錄〉。
[8] 同上書，頁６。

2.      中俄蒙在外蒙問題上的初步交涉
　　
　　為了加強對中國政府的壓力，俄國駐京公使廓索維慈根據俄國政府的指示，在１９１１年８月１５日向清政府遞交一份意見書，指出：
　　　“鑒於喀爾喀蒙古與我國為鄰，俄國在該地有巨大貿易利益，帝
　　　　國政府對喀爾喀地區之新政計劃在該區蒙人中所引起之騷亂，
　　　　不能漠然置之。而且，以破壞邊界安寧為目的的新政本身，與
　　　　最近屢次向我們表示中國政府願與俄國保持友好關係之保証互
　　　　相矛盾。”[1]　　
在俄國政府的威脅下，清政府曾力圖表示在蒙古推行“新政”是為了“改善這一十分落後地區之內部狀況。蒙古之進步，無論對俄國在該區的貿易，或者對毗鄰之俄國全部領土均有好處。”此外，目前出現的風波，是“因許多蒙人無知”，而對中國的目的有所誤解。但是，以上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希望俄國能夠“採取措施，切勿使俄國邊境地區之佛教徒發生紛擾。”[2]據廓索維慈另一項資料記載，當時外務部在獲悉蒙人的舉動後，表示在無法與俄國正式開展談判，“因此項條陳，無異干涉中國內政。”但中國方面考慮到事件的嚴重性後，單方面向廓氏表達“願將庫倫華軍數目，加以減縮，而且對於改良蒙政及移民計劃兩端，暫時不再進行。”[3]因此，可以認為清政府在外蒙古推行的“新政”，已經因受蒙人的反對與俄國的干涉下擱置。清政府隨即在１９１１年９月下旬口頭通知俄方，表示業已飾令庫倫辦事大臣緩辦蒙古“新政”。
　　俄政府為有利於與中國日後的交涉，便指令廓氏以備忘錄形式將緩辦新政之決定以用文字固定下來，並特別聲明日後中俄雙方關於外蒙古之交涉，將以此備忘錄為“解決問題之準則。”[4]然而，俄方並不以此為滿足，“因欲壓迫華人再行讓步之故，俄國方面乃向蒙人宣言，彼等獨立自治運動，當可獲得俄國助力。”[5]稍後，武昌起義爆發，遂成為“庫倫獨立導火線。”[6]H . B馬士在《遠東國際關係史》上寫道：
　　　“四川省和長江流域革發革命的消息傳到庫倫，全城歡騰，隨即
　　　　在那裡舉行了另一次會議（引者按：指蒙古王公的第二次大會）
　　　　。在這次會議上宣佈了外蒙古的完全獨立。清廷辦事大事三多
　　　　和他的軍隊被迫撤離。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８日，呼圖克圖活
　　　　佛以適當的威脅在歡迎鼓舞中登上了帝位。為了換取特殊權利
　　　　，俄國給予這個新政權以除了事實上的承認為的一切必要的鼓
　　　　勵與援助。”[7]　
所謂“一切必要的鼓勵與援助”，質言之，就是指財政與軍事上的支持。在外蒙獨立的過程中，俄國曾借款二佰萬廬布來支持蒙人編練軍隊和購買軍械。駐紮庫倫的俄國衛隊亦曾協助蒙古王公逼走三多。
　　此外，俄國陸軍曾直接參與“組織蒙古軍隊，由俄國軍官加以指導，……並同時寄去由Irkutsker兵工廠所造之舊式Berdan槍數百支，以為此舉之先聲。”[8]又駐庫倫代領事拉弗多夫斯基曾經向俄國遠東司司長科札科夫報告，清楚表明俄國在外蒙古獨立所扮演的導演角色。他指出：
　　　“喀爾喀王公受中國內地騷亂鼓舞，決心採取更堅決的行動，以
　　　　達夢寐以求之目的─喀爾喀脫離中國。我國政府同意提供武器
　　　　，以及四等文官廓索維慈經由領署私下勸告他們，切莫放過中
　　　　國發生革命這個非常有利時機，以保證喀爾喀的獨立發展，此
　　　　等情形使蒙人此一願望更加堅定起來。諸王公首先籌劃建立蒙　　　　　　　　　
　　　　軍，……俄國政府雖已決定將武器提前發給蒙人，但諸王公認
　　　　為，此事比他們期望的時間可能要拖後許多。……”[9]
文件對俄國官方參與及武器支援蒙古的情況，交待得一清二楚。一個月後，俄國的官方報刊《證券交易所公報》更大力鼓吹蒙古獨立，並“一定更緊密地靠攏俄國。”[10]１９１２年１月，蒙人佔領了烏里雅蘇台；是年８月，蒙人復將科布多加以佔領。俄國政府並決定乘機侵入唐努烏梁海。１９１２年２月，駐北京代辦世清“表示贊同我們立即佔領烏梁海地區，理由有二：一、從法律上講，我們佔領該地區之權利是無可懷疑的；二、目前之政治形勢適合於佔領。”[11]第一點極為無稽，故俄國的波波上校也認為烏梁海地區屬於俄國的說法並不充分、全面，並由別啟庫羅夫的著作推翻。俄國外交大臣沙查諾夫也清楚“承認俄國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