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各种公共工程建设中，「小至乡镇开建公园，大至中正机场航站大楼扩建工程，纷纷传出了黑道围标、白道绑标的情事，似乎只要某些行业有利可图，吾人就可以在其中嗅出黑道的影子（原文如此）」17。 

　　更加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台湾经济发展迅速，但它的司法体制和市场体系都不健全。于是，「几占台湾经济实力的三分之一」的「巨大的地下经济市场乃成为了黑道壮大其势力的温床」18。「地下经济」的特征，就是国家权威在市场秩序中的丧失，那么同样具有暴力垄断者身份的黑社会组织便能乘虚而入，盗取并分配国家的经济资源，为商人们提供由它们主宰的「市场秩序」，扮演起了「仲裁者」的角色19。如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台湾黑社会组织就积聚起了大量的财富，黑道大佬和亿万富翁成为同义词。

　　 至此我们可以到出这样一个结论：选举需要大量金钱，而黑社会组织正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

（二）「黑金」介入选举可获暴利 

　　选举需要钱、需要「桩脚」，而黑社会有钱、有人，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么，黑社会为甚么愿意将大量的金钱投入到选举当中去呢？

　　答案是明显的，因为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铁律，在民主制下往往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而「黑金」之所以会热衷于选举，只在于其中极佳的「投资回报率」。

　　首先，一旦选举成功──无论是黑道人物自己出马还是投资给代理人，都大大有助于他们的「漂白」，此后可以用合法的政治身份来掩盖其黑道本质，从而使其安全与「事业」获得保障。

　　国民党政权曾经几次开展大规模的「扫黑」行动。尤其是1984年「江南案」后的「一清专案」，当局以铁腕手段先后处分了一千多名黑道首要分子，基本上破坏了原有的黑白两道的「生态平衡」。「一清」之后不久，台湾的民主化进程骤然加速，各种公职的选举陆续开放。对于残存的和新兴的黑道势力来说，当局「痛下杀手」、「翻脸不认人」的情形记忆犹新，因此除了将自己「漂白」、融入到权力体系中一途外，更无自我保全的方法。于是，在李登辉时代的台湾，有实力的黑道分子均积极参与地方层级的选举。而对于当选民意代表的黑道分子来说，他们掌握了政治权力，反过来可以干预司法和员警系统20，那么任凭如何「扫黑」都在所不惧了。

　　其次，黑道分子还需要通过选举与基层的地方派系「挂鈎」，因为「除了可分享实质利益外，更可藉地方派系所掌握的政治势力，作为逃避治安单位取缔及从事特定经济活动的保护伞」。所以，许多黑道分子的初次参选，除了本身想「漂白」以防再次遭受司法单位的取缔外，亦可牵制地方派系，再利用派系间的利益冲突矛盾以获利21。 

　　当然，更重要的「回报」还在藉由政治势力干预建设规划、介入公共工程、参与土地买卖或炒作，其中尤其「工程绑标更是成为黑道政客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社会资源正不断被吸入黑金政治这个大黑洞」22。

　　台湾经济的发展模式，一般都认为政府在其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历届政府所推出的庞大的「国家建设计划」，更使得公共工程成为岛内「最大的市场」。所以，谁在选举中最有力，谁对政府的影响就愈大，那么能分到的「蛋糕」也就更大。 

　　比如，研究者就发现，台湾各地方行政首长特别热衷推行的「河川整治疏浚」工程，其实包含着砂石开采的厚利，而这往往成为各方面势力争夺的目标，很多黑道背景的基层「民意代表」则胜算颇高23。此外，台湾城市化的进程中，牵涉到大量的都市计划政策决策以及土地交易，「当土地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财富形成来源时，而主要的土地使用权又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一些由财团或其他经济利益集团设立的土地开发集团，若要松动土地管制权来获取利益，必须与执政的地方派系或地方官员、在地的民意代表相结合，分享土地开发的利润。」24 

　　90年代晚期，台湾媒体先后揭发出野柳隧道工程案、十八标案、四汴头抽水站案等「黑金工程」，而其中最轰动的当数1996年台湾中正机场二期航站装修工程中的弊案25。在这个造价利润高达二、三十亿新台币的大工程中，先有「白道绑标」，即所谓的「民意代表」在工程策划之初就积极介入，游说有关预算案的通过，而其后则进行「黑道围标」，用暴力威胁的办法「劝退」其他的投标者，然后「黑白两道」一起来分享这份利润。这其中的关键，正如时任「法务部长」的马英九所言，「当前黑道与暴力犯罪无法完全根绝的重要原因，是黑道以暴力介入选举或藉由选举跻身政坛，隐居幕后甚至走向台前，继续从事不法活动，或组织公司行号，以合法掩护非法，或挟民意代表身份假预算审查及施政质询之名监督政府所致。」26 

　　具体到基层乡村的情况，有研究发现，「黑道出身的人士在经由选举成为地方民代或乡镇市长后，为回馈选举桩脚，常结合派系财团集体向县市政府或乡镇市政府施压关说，从警察局（分局）八大行业违法取缔之关说干预，建设（局）课工程围标与开采特权之关说介入，环保（局）课垃圾清运之关说特权，教育局校舍兴建与器材采购之绑标关说，工务局（课）道路桥梁与排水工程之围标干预，公营行库之超额贷款，甚至主管调动与约聘人员之任用，都可看到黑道派系集团运用贿赂、质询、行政施压、人情施压以及暴力施压等方式，介入地方基层行政。」27所以，外人看来不过是「芝麻官」的乡镇长、乡镇「民意代表」，其实往往都牵涉到重大的经济利益。这也是黑道人物愿意以巨额金钱投入选举的奥秘所在。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发现，台湾地区的基层民主选举与「黑金」势力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需求的微妙关系，也就是说，基层选举为「黑金政治」准备了必要性条件。



二　基层选举中的贿选行为：「黑金政治」的运作模式 

（一）贿选的模式：地方派系势力、桩脚、基层金融机构 

　　 「黑金」与基层选举相互需求，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基层选举中存在着一整套贿选的运作模式，使得「黑金」可以比较顺利地控制选举。

　　根据台湾「法务部」资料的统计，以金钱介入选举的方式有「桩脚买票」、「迂回买票」、「流水席宴客」等十一种型式28，而如果对这些贿选的形式进行深入的分析，便会发现，对于乡村基层的选举来说，地方派系、「桩脚」以及基层金融机构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黑金政治」正是透过它们来运作的。

　　研究显示，除了台北市外，台湾地区的地方派系遍布于各县市， 其总数约有九十八个；虽然其政治影响力无法超越一个县市，但所有县市至少有一个以上的派系在左右地方政治29。地方派系扮演着国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中介人角色，因而能长期存在。

　　前面已经提到，在威权时代，国民党利用地方派系来操控基层选举，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这种关系不但没有瓦解，相反，由于选举已经成为决定政权归属的唯一依据，所以国民党以及后起的民进党、亲民党对地方派系的依赖程度并未下降。同时，地方派系在民主化之后仍然保持着强大的选举动员能力30。

　　地方派系的成员组合，至少必须包括核心人物、各乡镇派系实际负责人和基层「桩脚」等三个主要的结构性角色。其中「桩脚」在基层选举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候选人想要获得选票，必须通过「桩脚」来动员。而扮演「桩脚」角色的人物，除了行政基层组织中的现任或卸任的村里长，或乡镇农会的农会代表与乡镇代表外，还包括各类社团负责人、寺庙管理委员会主委或委员、中小企业主、各行业公会理事长、家长会长、宗亲会理事长，当然，也包括了地方上的黑道「兄弟」等等，几乎社会中的三教九流人物，都可以纳入基层桩脚的网路。派系无论在平时或是选举期间，都必须依赖活跃于基层社会的「桩脚」，来串起派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