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派系与「桩脚」乃是贿选所必需的「人脉」，而基层的金融机构──包括地区信用合作社、农会信用部及渔会信用部则形成了贿选的「金脉」。调查发现，农会信用部所拥有的巨额资金以及强大的周转能力，使其「形同银行」，并且往往就是该乡该村唯一的金融机构。有这样庞大的存款，但是又缺乏健全的外部监控和内部监管，所以到了选举期间需要大量现金时，这些基层的金融机构就成为贿选者「最好的金库」32。
前面已经说明，民主化之后，台湾地区的选举成本不断上升，加上反对党兴起后，选举竞争激烈，买票的成效开始降低。这些外在的结构性因素变化，使得地方派系也乐意将黑道势力引进「桩脚」动员系统，轻者要黑道担任绑桩或买票护航，重者则设定人为的进入选举买票市场的障碍，请黑道携械以「顾庄头」的方式，阻绝其他候选人进入村庄邻里，使自己能顺利地进行排他性的买票，以提高回收率。而在敌对派系引进黑道势力之后，另外一方往往也不得不跟进，于是对立派系各自拥「黑」自重，以「黑」制「黑」地自保33。
黑道与地方派系之关系，并不仅仅是「保驾护航」。黑道往往也会反客为主，由「抬轿者」变为「坐轿者」。
实际上，黑道与地方派系之间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而它们之间的联合，在选举前是一个动员网路，选后自然就成为了分赃网路，于是，通过选举，「黑道便与金权、派系形成三位一体之共生结构」34。
当然，除了贿选之外，黑道势力还常常直截了当地采用暴力来干预选举。资料显示，1990年底的「立委」与县市长选举，暴力事件蔓延了台中市、云林县等十五县市，占台湾地区二十三县市的65%。发生候选人或助选人员被杀害、纵火、殴打、绑架、恐吓、勒索等案件；其中发生在台中市的有市议员遭勒索者有八件；候选人遭恐吓勒索者十八件；候选人遭杀害者一件。云林县则发生候选人遭绑架、恐吓勒索者五件，枪击候选人及助选员遭勒索者八件，候选人遭恐吓勒索者十八件；候选人遭杀害者一件。
90年代初期，地方黑道以暴力介入政治较为显著的例子还有：前彰化县议员洪丝条被射杀致死；云林县议员刘奇训遭射杀；云林县议员曾志文家遭枪击；云林县斗南镇农会总干事唐如玉在家遭射杀致死；嘉义县水上乡乡民代表林国财持枪射杀乡民；台南县议会副议长吴木桐持枪被捕；嘉义县朴子市民代表会副主席叶清全遭砍杀重伤；彰化县立委陈勇源遭射杀以及前国民党彰化县长提名人谢式谷宣布退选等事件35。
这些血淋淋的例子，都证明了台湾选举中黑道势力之猖獗，也无怪台湾民众对于「黑金政治」是如此的深恶痛绝了。
（二）乡土社会与贿选：与都市区的对比
台湾乡村基层的权力结构，使黑道可以与地方派系相互利用，从而使黑道人物能掌握基层的「人脉」与「金脉」，进而影响选举。但是，既然认为「黑金政治」危害重大，人民深恶痛绝，那为甚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愿意把选票卖给甚至投给形象很不光彩的候选人呢？同时，投谁的票完全是秘密的事情，即使选民收了买票的钱，又如何来保证这些选民就会老老实实把票投给黑道人物呢？
我们暂时先将这个问题放下。如果进一步地分析有关材料，我们会发现，「黑金政治」的严重程度在不同的地区并不相同。根据赵永茂的调查，「在桃园以南十二个县市，黑道介入政治与选举的情况已很普遍，其中以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市与台南县市最为严重。可见就严重地区而论，系以西部带状非都会区较为严重，而中南部都会区亦较中北部都会区来得严重。」36
根据有关媒体制作的「县市黑金排行榜（1995－1999年）」（表2-137），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资讯。
表 2-1
县市别
民代涉及重大刑案数 民代被枪击案件 枪击案件
发生数 染黑程度
指标数38 染黑程度
排名 基层金融
逾放金额
（亿元） 黑金排名
台北市
0
1
1231
3737
10
52.00
12
台北县
0
2
1319
6331
8
76.20
7
基隆市
0
0
225
225
20
12.15
21
宜兰县
0
0
248
248
18
12.00
19
桃园县
0
1
838
3344
12
105.04
8
新竹县
0
0
217
217
21
16.00
19
新竹市
0
0
238
238
19
39.08
17
苗栗县
0
1
299
2805
14
23.15
15
台中县
0
1
930
3436
11
98.00
9
台中市
0
1
1474
3980
9
214.00
5
彰化县
2
7
1031
42297
2
173.00
1
南投县
1
2
628
7868
7
45.00
11
云林县
1
1
412
64012
1
57.06
6
嘉义县
1
0
318
12180
6
38.00
12
嘉义市
0
0
289
289
17
25.00
16
台南县
1
4
725
12977
4
121.00
4
台南市
0
1
710
3216
13
75.40
14
高雄县
2
5
754
29374
3
184.00
1
高雄市
0
0
876
876
15
100.00
12
屏东县
1
0
735
12597
5
260.00
1
澎湖县
0
0
43
43
23
11.50
23
花莲县
0
0
301
301
11
16.00
18
台东县
0
0
190
190
22
12.40
22
金门县
0
0
0
0
24
4.80
24
连江县
0
0
0
0
25
0.03
25
从上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政治染「黑」的程度大大低于与之毗邻的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比如，台南市的「黑金排名」是十四，而台南县则是第四；高雄市的「黑金排名」是十二，而高雄县则是第一）。但一般而言，都市区的黑社会势力其实比乡村更加庞大，组织化的程度更高，那为甚么将政治「黑化」的能力反而不如乡村呢？
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乡土社会的一些特点，罗聪钦指出39：
台湾地区居民，除北部都会区外，较具草根性，其选民投票倾向，完全以自利为导向。只要候选人平时能帮助他协助他处理事务，且关心地方事务，便会支援他，而较不考虑其出身背景。当地黑道组合份子，在自行参选时，除与派系挂勾寻求资源外，亦利用其组合份子布满桩脚积极买票拉票，且平时在当地亦协助居民解决不少纷争。因而当地居民在其参选时，亦乐意见其当选。此外，黑道暴力的本质，加上其积极的漂白，在当地居民心目中，往往远超过于政府之公权力。造成民众惧怕黑道，宁可吃亏而不求助于治安单位，而造成无人敢报案现象。或有利用黑道政治人物，代为处理地方或私人事务，而黑道亦乐于为其处理，以获得一些利益。反因造成当地居民有人认为，黑道组合份子的存在，对当地社会安宁反而有所帮助。
结合上面这段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做出以下的说明：
1. 在乡土社会中，政府的公权力相对较弱，民主化的进程更削弱了传统的威权政府对基层的控制，而黑社会组织则部分地扮演起了公权的角色。所以，组织化程度很高的黑道的存在，反而是当地社会的一种需要，乡民因此既惧怕黑道，又「需要」黑道。
2. 黑道人物固然代表了非法的暴力，但这并不妨碍其关心本土本乡的利益，往往他还会积极地关心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