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为乡民争取利益。「黑金政治」坑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对特定区域的人群来说，短期内这样做甚至是受益的。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从集体行动的角度来看，台湾代议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集体行动问题，每个选区都喜欢自己所选出来的人物神通广大，能为地方分到最大的建设经费大饼，却又痛恨其他地方选出来的『黑金政治人物』强夺资源」40，选民往往为了地方利益而把票投给那些能兑现承诺能争取工程的「大哥」 
　　3. 乡土社会中，「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41当乡民受到「桩脚」的动员甚至收受好处之后，「乡里乡亲」的这种「信用」可以保证选票的投向。 
4. 此外，贿选的行为，还得到地方的「礼治秩序」、「长老统治」以及血缘、地缘关系的保证42。 

　　上述的1、2条，说明黑道人物在乡村基层的形象并非如外人想象的那样糟糕，卖票或者投票给他们甚至是「理性」的行为；3、4条则说明，乡土社会中，贿选的「投入产出比」是比较可靠的，黑道人物只要出得起钱，并且得到地方「桩脚」的支援，那票源就有保证，不必担心乡民们拿了好处却把票投给别人。而在都会区内，国家政权的控制较强，又不存在乡土社会的上述特点，那么贿选的成功率就低，「黑金政治」自然较难运作。

三　「黑金政治」何以成为痼疾： 反「黑金」的不力 与执政者的「黑金化」

（一）国民党执政时期（2000年之前）的反「黑金」策略 

　　 国民党与「黑金政治」的兴起当然脱不开关系，事实上，不唯国民党，民进党以及台湾其他政党或政治精英与「黑金」势力的关系也相当复杂。比如2003年，台湾松联帮前帮主「豹哥」王知强的父亲王良臣出殡，于台北县新店市举办仪式，会场内挂满各界致赠的挽额，「赫然可见署名陈水扁、吕秀莲、连战和宋楚瑜等朝野政要的挽额」，其中陈水扁的挽额上写着「积厚贻徽」，吕秀莲是「遗芬裕后」，连战是「硕德昭徽」，宋楚瑜为「德范长昭」43。同年彰化县一位林姓的黑道大哥父丧，同样也是如此排场，其中陈水扁题「积厚贻徽」、吕秀莲致「功德庄严」、游锡坤则致「福寿全归」，另外，「立法院长」王金平、台北县长苏贞昌、彰化县长翁金珠与上百位立委、各县市议员都送挽联44。更值得深味的例子是在2004年「总统大选」后的民众抗争运动中，黑帮「集体介入」，一名「外省挂」帮派大哥对记者表示，他们虽然「混兄弟」，也有强烈爱国心，从电视转播的镜头里，的确看到一些竹联、四海等「外省挂」帮派的熟面孔，不过他相信，这些帮派兄弟的出发点是「对中华民国的爱国心」，只是「用兄弟的作法来表现」而已45。

　　从以上这些例子看，黑道人物与政党、政要之间存在着相互利用的关系。但是，在利用「黑金」维护统治的同时，当局者并非没有意识到其巨大的危害性。任何国家的执政者，其实都不可能容忍与国家有着同样暴力垄断性质的「黑金」势力的过度膨胀，如果任其坐大，那么必然招来大祸。

　　如何反「黑金」呢？国民党的办法，第一是开展疾风骤雨式的员警行动，试图通过严刑峻法将黑道人物一举消灭，第二则是大张旗鼓地「查贿选」──其中的逻辑也很简单，假如黑道人物都抓起来了，贿选没有了，自然也不存在所谓的「黑金政治」。

　　但是，从1984年的「一清专案」开始到1996年9月当局「内政部警务署」公布「台湾地区检肃流氓成果」（当年8月，国民党展开了「一清专案」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扫黑」行动），研究者发现，尽管这期间当局数次进行「扫黑」作业，但是资料显示，十多年间台湾的黑道势力一直保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数量46。所以，这种「扫黑」尽管成本低、短期内效果明显，其实却并不能治本，甚至由于司法体系的不健全，往往对于黑道人物「无法可罚」。更严重的是，「扫黑」之后，原有的「黑白两道」的「生态平衡」被破坏，进一步刺激了黑道势力对政治的需求。可以说，只要黑道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没有改变，「扫黑」就不可能真正成功。 

　　「查贿选」的行动，其结果也与「扫黑」一样，我们以1994年台湾「县市议会正副议长选举」为个案来做简单的分析。

　　这一年的3月，在贿选与暴力传闻不断的情况下，各县市新任的议员们选出了各地的正副议长，其中国民党规划的人选几乎全部当选。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反对党势力与媒体纷纷进行抨击，而国民党内的元老俞国华和郝柏村等人也在该党中常会上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大规模的「查贿选」行动展开。当时主持「法务部」的马英九本是台湾政坛「清流」的代表人物，在「立法院」回答质询时，他即三次以「不惜辞职下台」来表示其决心。

　　应该承认，这次行动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共有320名县市议员被起诉，而一审被判定有罪的则达277人47。行动在一段时间内也对于选风的改善起到了作用，在次年举行的「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虽然若干农业县仍然贿选风行，但是在资讯较发达的地区，贿选已不多见」48。

　　可是，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的部分党工以及地方议会也想方设法来进行抵制，比如，屏东、高雄、嘉义、花莲等地的议会纷纷「紧急召开临时会」以规避检方的拘提，甚至准备串联起来，罢审追加预算决算的议案。而国民党省党部的主委涂德锜提出，「国民党提名不能只谈伦理，不重实力，更何况选风败坏是每一个选民的责任。」另一个主委钟荣吉称：「检调单位雷厉风行的查贿行动使国民党基层近乎崩溃，……查贿选有助改善选风，很好，但年底省议员选举，候选人如果用旧方法（指贿选），将冒着坐牢危险，如果不用，许多人又评估会落选，届时可能有很多有实力的国民党员决定不选，这对国民党相当不利。」国民党籍的省议员童福来说，「选举时，党部都要求查看争取提名人选的存折证明实力，选后胜利成果给中央，查贿的苦果却给了地方。」李登辉本人则表示，「国民党要生存，一定要用高度的智慧来处理（贿选弊案），不是一味的要求处分。」49

　　李登辉所谓的「高度的智慧」，其实就是以国民党的选举利益为重，继续姑息基层选举中的贿选行为。上面所引的党工们的抱怨，也给我们透露出极有价值的资讯──在选举的压力下，政党提名候选人居然要查看其存折来「证明实力」，查贿选的结果是使基层「近乎崩溃」，由此可见国民党与「黑金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正是该党在2000年丧失执政权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甚至到了2004年「大选」，民进党仍然可以用「不要让黑金复辟」的口号凝聚部分选民的人心。 

（二）民进党执政时期（2000-2004）的反「黑金」策略与民进党的「黑金化」

　　民进党之所以能够从国民党手中夺得政权，原因固然很多，但论者也都公认，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它相对清白的政治形象和对人民反「黑金」诉求的迎合。上台之后，它针对「黑金政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对基层金融机构的整顿。

　　前面已经提到，基层金融机构关系到「黑金政治」的「金脉」，所以2001年民进党主导下的「金融六法」在「立法院」获得通过后不久，当局即一次锁定36家基层金融机构进行整顿，且以3个月作为时间期限。而这36家金融机构，又主要集中于台中市、彰化县、高雄县、屏东县等地方派系长期盘踞的地区，此举实际上等于把渔农会的组织动员力量及金钱来源阻断。所以在随后进行的「立法委员」选举当中，过去长期控制地方「人脉」和「金脉」的国民党输给了民进党50。但这项改革极大地触动了乡土地方势力的利益，因此阻力重重，短期内无法深入推进51。

　　此外，民进党政府还重点开展了肃贪、扫黑、查贿三项工作，也取得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