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下)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第五章 结论

5.1 对前述研究的讨论

  上述分析显示:台湾人族群认同萌芽于日本人统治时期,但长期是一种文化认同,主要是民间行为,对台湾人国家认同影响不大。两岸争的是对中国统一方式的主导权(蒋经国后期,已经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切实际),到了李─陈时期台湾问题从文化认同演变为政治认同──或曰国家认同。这不是特例,在维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内,族群认同常常演变为国家认同,即要求建立主权国家,这种「准马志尼式」156的正当性正是陈少廷等人炮制「住民自决论」的动力所在,台湾的「民主化」似乎增加了这种正当性。而国际政治的现实则是:联合国成员中,90%是由多个族群组成的国家,主权国家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具有合法性。这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内在缺陷。大量冲突由此产生,对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一般认为,这种冲突不是武力所能消弭的,较好的处理办法是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确定双方分享的权力,减弱族群间的紧张,维护国家认同157。

  总体而言,台独的原因是复合的:权力、经济、意识形态甚至地理、历史因素都在起作用,但族群认同是主要原因。换句话说,构成「台独」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复合的,其中族群认同是首要条件。即使「美国军事支援」这一台独的重要动力,也与台湾人的族群认同密切相关: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支援台湾的原因中民主价值认同的成分在上升,3.20「公投」也是台湾在打「民主牌」,在台湾人族群认同中,对「民主自由」的价值认同是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在年轻人中),所以,「美国军事支援」的原因有二: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台湾人的族群认同(间接但很重要)158。陈水扁在今年5.20「就职演说」中强调「与日、美等国建立价值同盟」,原因也在此159。

  族群认同的视角有助于认清台独的本源。以它为基点,易于理清台独的缘起、发展与未来走势。这一视角认为:作为海岛的地理特征为台湾建立相对独立的族群认同提供了地缘便利,日本的五十年统治弱化了台湾人尤其是知识份子的汉民族认同,并培育出一批日本的认同者。二·二八事件在台湾人的族群认同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具有两面效果:海外尤其是美日台湾人在族群认同建构、台独的延续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使得台独势力汇流,民众的自我意识增强,也促进了族群认同(包括外省人的集体身份认同与台湾人的族群认同),同时为系统强化这一意识提供了现实得可能。台独势力的有意识、有步骤的推动明显加速了这一过程,1980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后,族群认同急速加剧,所以,民进党敢抢在解严前于1986年9月28日成立,国民党政府则对此予以默允。

  以1999年5月陈水扁主导民进党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7月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为标志,台湾「朝野」两党政治势力在台湾新国家认同上达成「共识」,以后不过是具体实施的问题。他们在2000年台湾「大选」前夕作出这样重大的宣示当然事前权衡了其民意基础和对选举的影响,认为这样做符合主流民意,有助于获取更多选票160。这时,台湾人的族群认同塑造宣告完成,由「正港台湾人」主导台湾政治生活成为全台湾88%人口的共有意识(shared ideas),由外省人担任「总统」与「立法院长」已难以被接受。

5.2 族群认同视野的全球考察

  族群认同的视角也能解释为甚么分裂的德国、朝鲜、越南没有出现「德独」、「朝独」、「越独」。它还能解释为甚么一些国家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会要求独立:经济比较发达而要求独立地区有义大利的北方地区(伦巴第联盟)、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与加泰罗尼亚地区;经济水平与周边省分相近而要求独立的有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比利时的佛莱芒地区;俄罗斯的车臣地区、法国的科西嘉岛与布列塔尼地区、斯里兰卡北部的贾夫纳半岛与东北部地区、墨西哥的恰帕斯州则是国内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闹独立的劲头不遑多让;大不列颠内部的苏格兰、威尔士也在与英格兰渐行渐远。而北爱尔兰与科索沃则分别要求归并于各自的族群(ethnic groups)主体国家爱尔兰与阿尔巴尼亚。权力政治的视角、经济联系的视角、意识形态的视角则难以解释这些现象。

  文明冲突论也难以解释两岸纷争,塞缪尔·亨廷顿的继任者、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现任所长斯蒂芬·罗森教授就认为,文明与文化的差异本身并不预示着会发生战争,历史上国家的联盟与纷争的发生更多地是基于各国的政治目标。以台湾问题为例,「导致冲突的原因在于政治目标的不同,这通常集中表现在领土控制方面」161,很显然,这里的「政治目标的不同」,是国家认同上的不同,「领土控制」是政治目标的必然伴生物。

5.3 论文主要结论

  本论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现实层面,认清现阶段台湾问题的实质,纠正一些模糊的、片面的认识,这是主要的。另外,或许也能为制定政策提供参考。理论层面,扩展建构主义案例研究的范畴,并有些新的发现,主要是行为体主动谋求改变身份。

5.3.1 现实层面

 总结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现实层面对现阶段台湾问题可以得出以下六点结论。

 (1)台湾问题的内涵是多方面的,重心在变化,李─陈时期表现为台独。两岸经济联系的加强、大陆实力的相对上升、两岸意识形态差异的弱化在抑制台独上的效果有限。大陆必须谋求更为有效的治本之道,即加强台湾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政策措施上须避免造成台湾人族群认同进一步强化。

 (2)台独发展的表面原因是台湾人国家认同的变化,而深层原因则是族群认同的变化。台湾族群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与功效。其余因素(地理、历史、美国、日本、大陆)对台湾人国家认同变化也有巨大影响。

 (3)台湾人的族群认同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认同变化是台独发生、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本省人族群认同的建构与强化也催生了外省人的集体身份认同。

 (4)台湾人国家认同的变化还有影响美国政策与战略的一面,这只有通过「统独公投」与「公投入宪」来实现。美国现在的最佳选择仍是维持现状,所以中美在台湾问题维持现状上有共同利益。这是大陆可资利用的一笔资源,中国不应只看到美国威慑战略对己不利的一面。

 (5)大陆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有过一些失误,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对台政策在操作上做了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大陆在处理台湾问题上要表现出更大的耐心和更高的智慧。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分析,见后面的政策建议部分。

 (6)族群认同很可能是世界上存在的种种闹分裂现象的根本原因(但族群的内涵可能各地有所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意味着实力差距)、意识形态的不同、经济联系的疏密都是相对次要的原因,文明冲突论也难以解释同一文明内的分裂与剧烈冲突。族群认同转化为主权诉求后这些因素(可能还要加上别的因素,如地理位置、历史经历等等)会对进程起促进作用,如果再获得国际承认(现在是几个主要大国的承认与联合国会员资格),则构成一地独立建国的充分必要条件。

5.3.2 本研究对建构主义理论的意义

  现有的案例研究一般都以国家行为体为分析物件,结论是:(1)一国的文化影响乃至决定其对利益的判定与追求,所以决定其对外战略,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文化现实主义》是这类观点的代表作;(2)国际观念结构塑造、改变一国的身份与利益,代表作有玛莎·费尼莫(Martha Finnemore)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彼德·J·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的《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及他主编的论文集《国家安全的文化》。在这些案例研究中,国家行为体扮演被动的适应、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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