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因其“惧”而“不敢以智慧轻儒素”，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勒石三戒”。王夫之说：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宋论》卷一《太祖三》）
余英时先生在其书中引有宋人笔记《避暑漫抄》，述宋太祖的“勒石三戒”与王夫之所说略同，惟第三戒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53]。这“三戒”中的核心一条是“不杀士大夫”（《避暑漫抄》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如果在春秋以前确曾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的话，那么宋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的宋朝“家法”，确是超越春秋以后历朝历代的“盛德”。因有此“盛德”，为宋代士大夫提供了一个不那么严酷的政治环境，故宋代士大夫亦不负此“盛德”，使宋代文化超越汉、唐。
王夫之对宋太祖的“勒石三戒”又有如下评论：
德之盛者，求诸己而已。……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逮庆历而议论始兴，逮熙宁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后太祖之德意渐以泯。……儒之驳者，滥于申、韩，恶足以与于斯！（《宋论》卷一《太祖三》）
在王夫之看来，宋朝有了“求诸己”的“三戒”，就可以“保天下”，而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是“舍己以求人”，后者更是“滥于申、韩”，故“宋政之乱，自神宗始之”，又“自仁宗开之”。此论之偏执在于，宋朝的“不杀士大夫”正为庆历时期的“议论始兴”创造了条件，庆历时期提出的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正是要求君主不仅“求诸己”，而且也要求诸士大夫。因有庆历时期的“议论始兴”和“共治天下”的主张，所以宋学始兴，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乃超越汉、唐。如果只有宋朝的“不杀士大夫”，而没有宋代士大夫的“议论”，那不过是孟子所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
王夫之把宋太祖之得天下说成是“天之所以曲佑下民”，但他对宋太祖自言“有天命”却揭露其欺诈和自私：
太祖数微行，或以不虞为戒，而曰：“有天命者，任自为之。”英雄欺人，为大言尔。其微行也，以己之幸获，虞人之相效，察群情以思豫制，私利之褊衷，猜防之小智，宋德之所以衰也（《宋论》卷一《太祖六》）
我认为，这才是《宋论》中的正论！武人得天下，以“有天命”欺人，东汉末年的仲长统早已言之（见《汉书·仲长统传》），但历朝皇帝仍沿用此诈术而不改，而历朝的士大夫也乐于藉“天命”之说以“把揽”人君[54]。无论如何，“私利之褊衷，猜防之小智”正是宋德之衰乃至“亡天下”的主要原因。
宋朝的“私利”“猜防”之祸，始于宋太祖和赵普阻止曹翰攻取幽州。王夫之对此再三言之：
曹翰献取幽州之策，太祖谋之赵普。普曰：“翰取之，谁能守之？”太祖曰：“即使翰守之。”普曰:“翰死，谁守之？”而帝之辩遂穷。是其为言也，如春冰之脆，不待凿而自破，而胡为受普之御也！……故普之说，口诚给也；以其矛，攻其盾，破之折之，不待踟蹰，而春冰立泮。然而以太祖之明，终屈于其邪说也，则抑有故矣。谓谁能守者，非谓才不足以守也；谓翰死无能如翰者，非谓世无如翰之才者也。普于翰有重疑矣。而太祖曰：“无可疑也。”普则曰：“舍翰而谁可弗疑也？”（《宋论》卷一《太祖八》）
宋太祖与赵普关于“曹翰献取幽州之策”的谋议，又见于朱熹编《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当是无可怀疑的史实。此君、相二人因为对曹翰以及其他将领的猜疑，竟致使曹翰之策不行，宋朝失去攻取幽州的机会。王夫之认为，宋朝之“亡天下”即始于此。他说：
幽燕者，士马之渊薮也。天宝以来，范阳首乱，而平卢、魏博、成德相踵以叛。不惩其失，举以授之亢衡强夷之武人，使拊河朔以瞰中原，则赵氏之宗祏危矣！呜呼！此其不言之隐，局蹐喔嘶于闺闱，而甘于朒缩者也。不亦可为大哀者乎！……险诐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纲维。呜呼！是可为天下万世痛哭无已者也。（同上）
在这里，王夫之的“亡天下”之痛，出于忠肝义胆，宣泄不已，动人心肺。他又说：“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贻六百年衣冠之祸，唯此而已矣。”（同上）“六百年”正是从宋初到明亡，此“衣冠之祸”是由宋朝君臣“私利之褊衷，猜防之小智”所铸成。其原因如果“唯此而已”的话，那么迁怒于宋儒之“议论”就更没有道理了。
王夫之又指出：
夫汉与唐，未尝不偃戈息马以靖天下也，未尝不制功臣使蹲伏而不敢窥天位也；特不如赵普者惴惴畏人之有功，而折抑解散之，以偷安富贵。……一得一失之机，决于君、相之疑信，非由天下之强弱，其亦审矣。以普忮害之小慧，而宋奉之为家法，上下师师，壹于猜忌。狄青、王德用且如芒刺之在背，惟恐不除焉。故秦檜相，而叩马之书生知岳侯之不足畏。则赵普相，而曹翰之策不足以成功，必也。（《宋论》卷一《太祖九》）
这就是说，宋朝对武臣的猜忌超过了汉、唐。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此策也出自赵普，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以来，宋之猜忌武臣成为“家法”，其“偃武而修文”（《宋史·赵普传》），虽使宋代文化超越汉、唐，但其代价却是猜忌武臣也超过了汉、唐，遂致山河不整，外有强敌，内有忧患。不仅曹翰之策不行，而且岳飞收复中原，也因高宗、秦檜循用此“家法”，功未成而身已先死囹圄。
王夫之认为，靖康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徽宗之闇、蔡京之奸”，而其根源则是“自赵普献猜防之谋，立国百余年，君臣上下惴惴然，唯以屈抑英杰为苞桑之上术”（《宋论》卷八《徽宗三》）。当宋高宗惶惶然逃避到江南时，“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当时“虽有广土，而无绥辑之人，数转运使在官如寄，优游偃息，民不与亲，而无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国之一败而不可支者，唯其孤也”。然而，“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稍自树立，而秦檜又以是惑高宗矣。……岳飞诛死，韩世忠罢，继起无人，阃帅听短长于文吏，依然一赵普之心也。……故坏千万世中夏之大闲者，赵普也。”（《宋论》卷十《高宗二》）在这里，“赵普献猜防之谋”不仅是宋朝“亡天下”的根源，而且成为其私心常在的“本体”。
王夫之认为，宋朝至高宗时“天下之大势，十已去其八九”，但它仍能苟延百余年者，尚有赖于宋太祖立下的“不杀士大夫”的“家法”。“其于士大夫也，亦几失其心矣；然而诛夷不加也，鞭笞愈不敢施也。祖宗之家法定，奸邪虽逞，而天子不为之移，则奸邪亦知所禁而弗能播其凶德。其于武臣也，猜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然而有功而未尝故挫抑之，有过而未尝深求之，危困而未尝割弃之，败衄而未尝按诛之。”但是到了南宋末年，“史嵩之、贾似道起，尽毁祖宗之成法，理宗汶弱而莫能问，士心始离，民心始散。将帅擅兵，存亡自主，而上不与谋，然后望风瓦解。蒙古安驱以入，晏坐以抚，拾天下如一羽而无所疑。”（《宋论》卷十《高宗五》）这也就是说，如果“不杀士大夫”的“家法”不被破坏，南宋仍可苟延。“斩刈亟，则小人易激；鞭笞用，则君子亦离。”（同上）南宋末年，刑罚酷烈，“腥闻于上天，亟剿其命，不得已授赤子于异类，而冀使息虐，亦惨矣哉！”（《宋论》卷十四《理宗六》）当宋朝统治者尽失民心、士心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