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卒于由青州徙知颍州的途中，时在皇祐四年（1052年），王安石的《祭范颍州文》当作于此年。他在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六年之后就是他写《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见《临川文集》卷三十九）之时。他在书中说，当时的形势是“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应该说，王安石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与此前范仲淹以及程颐的判断是相同的。
王安石认为，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而“法先王之政”应当“法其意”，这样“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他说：
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
他的这种议论，显然比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所说“行先王之道”，“三代之政可行于今”，要更为通达。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回向三代”的主张是“宋代政治文化的开端”。王安石的思想也不外于此，这一思想也延伸到熙宁变法时。王夫之在《宋论》中说：
王安石之入对，首以大言震神宗。帝曰：“唐太宗何如？”则对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呜呼！使安石以此对飏于尧、舜之廷，则靖言庸违之诛，膺之久矣。……故学者之言学，治者之言治，奉尧、舜以为镇压人心之标的。我察其情，与缁黄之流推高其祖以树宗风者无以异。韩愈氏之言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相续不断以至于孟子。愈果灼见其所传者何道邪？抑仅高举之以夸其所从来邪？愈以俗儒之词章，安石以申、商之名法，无不可曰尧、舜，吾甚为言尧、舜者危也。（《宋论》卷六《神宗一》）
王夫之因批评王安石的“以大言震神宗”，竟然全盘否定了自韩愈以来的儒家“道统”说，而在宋学中最弘扬此说的正是程、朱的“道学”[21]。这一批评的重锤又落在了程、朱的身上。
王夫之又说：“法尧、舜者之不以法法……汤、武不师尧、舜之已迹，无所传而先后一揆……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与不宜，因乎德之所慎。”（同上）应该说，王夫之的这种议论与王安石所说的“法先王之政”应当“法其意”没有什么不同。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又指出，当时如欲“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这是因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他在书中也痛陈当时吏治的腐败：“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按，此与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所说“四方县政如此（腐败）者十有七八焉”可谓雷同。）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于是他向宋仁宗提出对于人才要“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并且对于科举以诗赋和“讲说章句”取士以及授官之“恩泽子弟”也提出了批评。这些都可以说是范仲淹改革思想的延续[22]，与程颐的《上仁宗皇帝书》也若合符节。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真正成为以后熙宁变法之滥觞的是这样一段话，即王安石在讲到增加吏禄而恐“财用不足”时所说：
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这段话并非《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的重点，但在以后的熙宁变法中，“治财”或“理财” 却成为核心、首要的问题。这是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新、旧党争自此而起，宋政之乱由此发之，其“咎”是范仲淹和庆历新政所不能负的。
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他所说的“择术”就是希望宋神宗“每事当以尧、舜为法”（《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在此后所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王安石批评“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他劝神宗去因循之弊，作“大有为之君”。关于科举和吏治问题，他批评说：“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此后，他又批评“农民坏于徭役”、“兵士杂于疲老”等等。再后才说到：“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临川文集》卷四十一）在这里，科举和吏治问题仍被置于首位，而“理财”则居其末。
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在这里，王安石仍强调“风俗、法度”的重要，并且劝神宗“诚欲用臣，恐不宜遽”。但就在此时，神宗擢用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熙宁变法即由此开始。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使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八人为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常平给敛法，即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23]。如后来朱熹所评论：
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朱子语类》卷一三○）
朱熹的这个评论大体符合事实。程颢在熙宁元年向宋神宗上《论王霸劄子》和《论十事劄子》，即主张变法。在熙宁变法之初遣使视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的八人中，不仅有胡瑗门下高弟刘彝，而且有程颢，这正说明“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但此后颁布的新法首先是均输法，然后是青苗法，朝廷又往各路派出提举官（三司使）督促执行，于是朝臣中始有政见之争。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三月对宋神宗说：
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这是在颁布均输法和青苗法的四个月之前所说，此时王安石尚虑及“任贤”与“使能”、“礼义教化”与“理财”的“先后缓急”问题。但均输法和青苗法一出，立即遭到司马光、范纯仁、富弼、韩琦以及程颢等朝臣的反对，而王安石则“排众议，行之甚力”，其思想也明确地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
熙宁四年，在制定募役法的过程中，王安石向宋神宗说：
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