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203页。

[54] 熙宁变法时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载刘元城说：“金陵三不足之说……非独为赵氏祸，为万世祸。人主之势，天下无能敌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则何事不可为也？”又载陈右司说：“阴阳灾异之说，虽儒者不可泥，亦不可全废。王介甫不用，若为政依之，是不畏天者也。”王夫之同样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读通鉴论》卷二十九《五代中十一》）。程、朱之学堪称“理性”，但他们向皇帝上疏也难免言“灾异”，参见《程氏文集》卷一《再上疏》，同书卷五《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朱文公文集》卷十四《论灾异劄子》。

[55]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402页。

[56] 关于“士”与“农、工、商”的关系，参见范仲淹的《四民诗》（《范文正公集》卷一）。在此诗中，范仲淹对农、工、商在当时所受的压迫和所处的窘境，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他所希望的是进行改革：“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并且提出君主应该“以德为先”，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标准而授予“士”之爵禄，使其与君主“共理天下”。他批评三代以后“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在当时佛老激扬、儒门淡薄的情况下，他发出复兴儒学的呼声：“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

[57] 在改革秦以后的“私天下”、主张“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一点上，顾、王二人相同。参见《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王夫之《黄书·古仪》、《宰制》。

[58]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9页。

[59] 王夫之对朱熹与韩侂胄因“争殡宫”而交恶亦有批评，见《宋论》卷十三《宁宗四》。

[60]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十章。

[61] 类似的说法，如明儒丘濬在《世史正纲》中说：“理宗之崇尚理学，亦好其名尔，非真有其实也。”（《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续录》卷十二）清儒全祖望说：“嘉定而后，阳崇之而阴摧之，而儒术亦渐衰矣。”（《宋元学案·序录》）

[62] 明天启初年，东林党人黄尊素（黄宗羲之父）任御史，参劾魏忠贤奄党不遗余力，并上《士气已竭》疏（见《罪惟录》卷十三下）。天启六年（1626年），黄尊素受酷刑，惨死于狱中。

[63]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917页。

[64] 同上书，第887、922页。余先生在书中还说：“儒家只有此一人间世界，他们的精神世界也依之而立，绝不容人人皆证涅槃，陷此世于‘人空道废’之境。”同上书，第141页。我对此论更深表赞同。

[65] 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理学家虽然以政治主体的‘共治者’自待，但毕竟仍旧接受了‘君以制命为职’的大原则。”其引《朱子语类》卷一○四《自论为学工夫》：“先生多有不可为之叹。汉卿曰：‘前年侍坐，闻先生云：“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兵随将转，将逐符行。”今乃谓不可为。’曰：‘便是这符不在自家手里。’”《朱熹的历史世界》，第455-456页。

[66] 《明史·赵用贤传》亦云：赵用贤遭罢免，高攀龙等上疏论救，皆被贬谪，“自是朋党论益炽……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

[67] 《明夷待访录》作于清康熙元、二年（1662—1663年），早于洛克的《政府论》近三十年，早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百年。其所云“学校”包含公共议政机构的意思，说其为中国初始的“议会”思想并不为过。

[68] 参见拙文《中国的民本与民主》，《孔子研究》1997年第4期。

[6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7页。

[70] 参见拙文《明代的两大儒与五四时期的德赛二先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