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210、230页。
[19] 同上书，第184、189页。
[20]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
[21]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绪说之二“道学、道统与政治文化”，第7-35页。
[22] 蔡上翔指出：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不少议论早已先发之于范仲淹所条陈的“十事”之中（《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存是楼读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余英时先生说，此看法“自然是正确的”。见《朱熹的历史世界》第196页。
[23] 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1页。
[24] 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告诫仁宗：“用人之议，不以远大为迂说，不以浅末为急务。”（《范文正公集》卷七）在他临终所上的《遗表》中，痛切地回顾庆历新政的夭折：“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范文正公集》卷十六）
[25] 朱熹说：“使二先生（横渠、明道）得君，却自君心上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虽欲自为，亦不可。”（《朱子语类》卷一三○）
[2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8-9页。
[27] 同上书，第36页。
[28] 同上书，第45页。
[29] 范仲淹说：“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况我圣朝千载而会，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然文章之列，何代无人；盖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大君有命，孰不风从，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范文正公集》卷七《奏上时务书》）
[30] 参见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285页。漆侠先生在此书中说：范仲淹“成为士大夫群中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第289页）。因此，我认为将第一阶段称之为“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新政时期”是合适的。
[31]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111页。
[32] 同上书，第48页。
[33] 同上书，第880页。
[34] 同上书，第302、312、409页。
[35] 学术界一直流行把李觏与王安石相联系，如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在述王安石的新学之前述其“先驱”李觏的思想，而范仲淹的思想则付之阙如。范仲淹的历史地位一直被宋初三先生、王安石等所掩，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参见拙文《“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
[3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94页。
[37] 参见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240、289页。
[38] 另参《李觏集·年谱》：景祐四年（1037），李觏“乡举不利而往鄱阳访范公”。《范文正公集·年谱》：宝元元年（1038），范仲淹移书李觏，言“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屈节教授”云云。翌年，范再次移书李觏，延请其到越州讲学。《李觏集·年谱》：康定元年（1040），李觏“往越州赴范高平公招”。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上《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翌年，李觏“赴范文正公招于杭州，范公再荐于朝”，“旨授将仕郎太学助教”。嘉祐四年（1059），胡瑗在太学以病告假，李觏继之管勾太学，寻请假归迁，八月卒于家。
[39] 《范文正公集·年谱》：庆历四年，“上与执政论及朋党事，公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上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欧阳修也在庆历四年所作《朋党论》中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居士集》卷十七）
[40]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305-306页。
[41]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页。
[42]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304页。余先生所据《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安定胡先生》，其中无《宋元学案》的“非安石比”四字。
[43] 同上书，第305页。
[44] 同上书，第89页。
[45] 同上书，第57页。
[46] 同上书，第310页。
[47] 如朱熹说：“熹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又说：“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劝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为念，然后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九《与赵尚书》）陆九渊说：“古人所以不屑屑于间政适人，而必务有以格君心者，盖君心未格，则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兴，如循环然，何有穷已。及君心既格，则规模趋向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苍素，大明既升，群阴毕伏，是琐琐者，亦何足复污人牙颊哉？”（《陆九渊集》卷十《与李成之》）
[48] 刘越石即刘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怀帝一》云：“不足以竞而欲相竞，于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为强。……拓拔氏之起，刘琨资之也；皆不足以竞，不获已而藉之以竞，而晋遂亡。……前有不虑之君，后有不虑之臣，相仍以乱天下，国速亡，夷夏之防永裂。呜呼！将谁咎哉？”同书卷十三《东晋元帝三》：“琨乃以孤立之身，游于豺狼之窟，欲志之伸也，必不可得；即欲以颈血溅刘聪、石勒，报晋之宗社也，抑必不能；是以君子深惜其愚也。”在《宋论》中亦有对刘琨的评论：“……刘琨之于聪、勒，陈蕃之于宦寺，不胜而祸不旋踵；小胜而大不胜，终以烖及其身，祸延于国。”由此而引出对“元祐诸公”的批评：“故君子与其不贞而胜也，宁不胜而必固保其贞。元祐诸公昧此，以成绍圣以后之祸，善类空，国事乱，宗社亦繇以倾，亦惨矣。”（《宋论》卷七《哲宗三》）刘琨与元祐诸公都因处置不当而“祸延于国”，乃至“亡天下”，故“抱刘越石之孤愤”，亦可谓“抱元祐诸公之孤愤”。
[49] 余英时先生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朱熹的历史世界》，第374页。
[50] 余英时先生说：“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同上书，第376页。
[51] 参见《宋论》卷四《仁宗九》。与王夫之不同，青年毛泽东在1913年《讲堂录》中记：“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国藩）左（宗堂）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其至也，朱程礼义之士兴，天下风俗，骎骎比隆东汉焉。”《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592页
[52]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第五章“‘国是’考”中引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所云：“上（哲宗）所以衔诸大臣者，匪独坐变更，后数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