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16]
    
    在晚清思想界独树一帜的何启（1859——1914）和胡翼南（即胡礼垣，1847——1916）在他们合著的《新政真诠》中提出了许多卓而不群的看法。何启和胡翼南身居香港，较早受到西学的熏陶。[17]这使他们的议论有着更多旁观者的深刻和大胆。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教风俗不仅不优于西洋，而且比之西洋有地狱与天堂之别；其关键在于民众没有议政之权。何、胡两人还对民主、民权、选举、学校、乡治、政府设置等问题作了开创性的探讨。例如关于民权和自由权，他们认为，
    
    凡以善善从长，止问可之者否之者人数众寡，不问其身分之贵贱尊卑也，此民权之大意也。其所以为此者，则由于人人有自主之权之故。……其说何居？曰权者利也益也。人人皆欲为利己益己之事，而又必须有利益于众人，否则亦须无损害于众人。苟如是，则为人人所悦而畀之以自主之权也。[18]
    
    在福建、广东任大吏多年的徐继畲在论及美国时认为：
    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19]
    
    魏源也曾称赞美国的民主制度，认为美国总统是：
    
    匪特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20]
    
    郑观应则不但提醒国人：西洋富强背后的治国之本不是现代技术，而是民主制度，并且对西方的议院制度的致意再三，认为这就是西方致治之本：
    
    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此所以交际邻封，有我薄人，无人薄我。人第见有士马之强壮，炮船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御侮，合众志以成城，至治固有本也。[21]
    
    可以说，赞赏并呼吁建立议院制度，这是晚清变法论从宽泛的政教为本转向具体的制度设计、从专制主义转向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22]
    
    在19世纪70年代，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文祥认为，“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23]1883年，庶吉士崔国因向光绪帝上呈《奏为国体不定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正式向提出开设议院的建议。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主张设立议院之人。[24] 维新派政论家陈炽在1896年出版的《庸书》中也认为：“泰西议院之法”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原也。”[25]他把这本书献给了光绪帝。
    
    当然，我们不能说，那个时候开设议院的主张就是民主主义的了。实际上，对议院的强调，主要还是从广开言路的意义上讲的。[26]许多人都认为，大清衰败主要是因为言路不通，上下隔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曾专门讨论到议院，他认为议院制度与国情不合，但对于扩大言路的作用，还是肯定的。
    
    赞赏和宣扬议会制度，只是民主主义思潮的一个方面。除了议会制度外，思想者们还对国家权力的构成、宪政、民权、自由等现代法治的核心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黄遵宪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作为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的随员到达日本，写出《日本国志》一书，其中以专篇介绍和评述外国的官制、法制。他说：“日本设官，初仿《唐六典》，维新之后，多仿泰西”，“泰西设官立政，分职施治，有条不紊”。[27]黄遵宪主张“奉主权以保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认为“惟分其权于举国之臣民，君主垂拱仰成，乃可为万世不坠之业。”[28]
    
    被毛泽东称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29]的严复（1854～1921)，在这个时期翻译了大量西方的政治学著作，并就自由和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多以译书按语为表现形式)，对当时及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0]严复亦译亦述、以述解译、以译支述的翻译，既是翻译史上的奇迹，也是思想史上的奇迹。与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不同，严复虽然也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并在百日维新期间，接受过光绪皇帝的召见，但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31] 因此，严复的思考和认识有着更多的学术内涵，也更为深邃。特别是他提出的“彼（西方）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32]，堪称翘楚。[33] 例如，关于国家富强与自由、民权的关系，严复认为：　　　　
    
    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34]
    
    乃今之世既大通矣，处大通并立之世，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且世之黜民权者，亦既主变法矣，吾不知以无权而不自由之民，何以能孤行其道，以变其夫有所受之法也？……故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愈烈者也。[35]　　　
    
    关于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关系以及自由与人道、道德的关系，严复说：
    
    夫人而自由，固不必须以为恶，即欲为善，亦需自由。…… 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界限，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斯宾塞论理学。《说公》一篇）言人道所以必得自由者,盖不自由则善恶功罪，皆非己出，而仅有幸与不幸可言，而民德亦无由演进。故惟与以自由，而天择为用，斯郅治有必成之一日。[36]　　
    
    这是一个创立新说的时代。思想者们通过比较和会通，提出了一些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法律学说，如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谭嗣同的新仁学、梁启超的新民说、法治说和权利说、以及后来的孙中山三民主义说等等。其中有些思想是有相当深度的。例如，康有为用自己的语言阐释西方的自然权利思想，认为，
    
    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但人立之法，万不能用，惟以平等之意，用之可矣。[37]
    
    不过，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理论主要是用来为变法服务的，而不是认真创立中国的理论学说和具体制度。可以说，在专制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思想者们的着力点并不是建构体系、琢磨学理，而是如何“解蔽”，如何“冲决罗网”，如何反省和批判旧有的学说和制度。用当代的话来说，就是如何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这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他们写了许多出色的文章，花费了许多精力奔走呼号，尽管现在看来，他们所作的努力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也许并没有多少创新的价值，在制度建设中也没有多少能够留存下来的实际效果。但是，那些思想者多是由国学接引西学，今天，阅读他们的文字，我们不仅可以享受到批判的痛快，也可以享受到汉语的美妙。
    
    政治反省依然是从传统的民本话语起步的。例如，严复说，“君臣之伦，盖处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38] 康有为说，“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39] 谭嗣同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40] 
    


 在反省固有风习，批判专制传统的过程中，矛头直指的是礼教和专制体制。我们知道，“仁”是儒学的核心概念，严复认为，“仁”的价值是无可质疑的，关键是要有仁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使民自为”，而且只有“使民自为”，才可以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