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
    [54]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上海书店2002年版。
    [55]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上海书店2002年版。
    [56]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上海书店2002年版。
    [57]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专集》（第五册）之二十三，第37页。
    [58]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三 “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97页 。 
    [59] 何启、胡翼南：《康说书后》，载《胡翼南全集》（三）“新政真诠”卷十四，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藏，第六页。 
    [60] 郑观应：“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盛世危言》卷一议院，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61] 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一九一三年），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2至893页。 
    [62]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载《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1页
    [63]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五讲》，载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2页。
    [64]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6页，148页。
    [65] 李大钊：《孔子与宪法》（1917年1月30日），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7页。
    [66] 参见拙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67]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一九一二年），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68] 康有为：《革命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论》（一九一一年），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70页。
    [69] 参见梁启超： 《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饮冰室文集》之九。
    [70] 参见张磊：《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以下。有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最后放弃了这个阶段论。毛泽东曾指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的谈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8页）。
    [71] 孙中山：《民权初步·自序》，载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
    [72] 沈家本： 《政法类典序》 ，载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寄■文存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42页。 
    [73]《论杀死奸夫》：“若设一律，而未能尽合乎法理，又未能有益于政治、风俗、民生，则何贵乎有此法也？”载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寄■文存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84页。
    [74]《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分别草案折》，载《大清光绪新法令》，第20册。
    [75] “国家者人格也。有人之资格谓之人格，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梁启超：《论立法权》（1902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2页）。
    [76] 梁启超：《管子传》（1909年），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第8页。
    [77] 梁启超：《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1896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4页。
    [78] 梁启超：《管子传》（1909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页。
    [79] 梁启超：《管子传》（1909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18页
    [80] 梁启超：《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1896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3页。 
    [81] 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页。
    [82] 梁启超：《论立法权》（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2页。
    [83] 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页。
    [84] 参见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页。
    
    [85] 例如，他在1903年游历欧洲回来后，看到西方国家的一些阴暗面，于是，“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至是完全放弃”。此后，发表《敬告我国国民》一系列文章，反对民主革命，宣传开明专制，而且谋求与袁世凯合作。有关研究，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宋仁编著：《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
    
    [86] 关于章太炎的法治思想，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第491页以下。
    [87] 章太炎：《官制索引·古官制发原于法吏说》，《民报》第十四号。
    [88] 章太炎：《代议然否论》，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7—458页。
    [89] 章太炎：《■书详注》第三十八篇“定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94页。
    [90] 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1929年），载《新月》第2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