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忽的法治——清末民初中国的变法思想与法治(8)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变道而无治道。再往深处说，根本的问题是，只知变之道，不知不可变之道；只知毁道变法，不知守道变法；有道可变，无道可守。这是变法的法治，飘忽的法治。正是这样，我们才说，这是一个革命的时期，不是一个建设的时期。
[1] 关于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参见拙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 梁巨川即梁漱溟之父，于1918年11月自沉北京静业湖，遗书称：“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转引自陈独秀：《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梁巨川和后来王国维的选择，乃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
[3] 魏源：《海国图志·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4]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5] 《张靖达公奏议》卷八。转引自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第136页。
[6] 郭嵩焘被归于洋务派，实际上，他在洋务派里也是受到排挤的。1876年，他决意出使英国，以实地探访世界先进国家情形，被当时许多人认做有辱师祖的行为。在他的故乡湖南，甚至有人（如著名学者王先谦）动议不许他回乡。他寄回来的英法日记更被认为是大逆不道，遭到查禁。参见钟叔河：“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载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227页以下。
[7] 郭嵩焘：《致李傅相》，载《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版，第289页。
[8] 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载《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1页。
[9]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上海书店2002年版。
[10] 转引自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第98页。
[11] 张之洞：《劝学篇·序》，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1页。
[12] 应当说明的是，对于张之洞的思想，人们通常用“中体西用”来概括，这未免过于简单化。参见汪荣祖：“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载《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21页以下。本文后面还要讲到这个问题。
[13]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五《刑法志》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4] 关于传统的民本思想与民权问题，请参见拙文：《民本与民权——中国权利话语的历史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5] 关于法治的价值，尤其是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民主不能作为法治的最高价值，参见拙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16] 郭嵩焘：《与友人论仿行西法》 ，载《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版，第299页。
[17]《新政真诠》中的文章是由何先写出英文，再由胡翻译为中文，汇编而成的。胡氏另编有《胡翼南全集》。前些年，胡氏后人赠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一套《胡翼南全集》。
[18] 何启、胡翼南：“《劝学篇》书后·正权篇辨”，载《胡翼南全集》（三）“新政真诠”卷十八，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藏，第二十六页。
[19]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0] 魏源：《海国图志·墨利加洲总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21]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2] 陈旭麓先生认为：“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是认识西学、学习西方的突破点。”（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23] 《清史稿·列传一七三·文祥》，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24] 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第128——130页。
[25] 陈炽：《庸书·外篇下·议院》，载《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7页。
[26] 例如，张自牧《蠡测卮言》：“凡君主、民主，君主之于臣民，长官之于属吏时相见，仪文简易，上下之间无阂格不通之气，无壅瘀不宣之情，故其心志齐，号令严明。”
[27] 黄遵宪：《日本国志·职官志》卷二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8] 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卷三，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9]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0] 此前，西方书籍翻译虽多，但多属自然科学著作。从严复开始，形势为之一变，大量的政治和法学书籍陆续被翻译和介绍进来。
[31] 严复早年在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后留学英国(1887～1897年)。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几达二十年之久。参见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辞典》“严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版，第285页。
[32] 严复：《原强》原稿（1895年），载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
[33] 在严复看来，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的实质”。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以下。
[34] 严复：《原强》修订稿，载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版，第27页。
[35] 严复：《原富》按语，载王栻编：《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7、918页。
[36] 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至第2页。
[37]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1885——1891写作），载《康有为大同论两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38] 严复：《辟韩》，载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36页。
[39]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1885——1891写作），载《康有为大同论两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40] 谭嗣同：《仁学》三十一，载《谭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
[41] 梁启超： 《新民说·论权利思想》（1902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2] 参见严复（译）：《社会通诠》“国家之行政权分第十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3页。
[43] 关于我对中西法文化比较研究的看法，参见《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1期“中国法律传统及其现代化专号”，第77——78页。
[44] 梁启超：《管子评传》第一章叙论（1909年），载《诸子集成》（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83页。
[45] 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六章法家思想（其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53页以下。
[46]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五章法家思想（其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50－251页。
[47] 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章民本思想，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50－56页。
[48]《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转引自张磊：《孙中山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页。
[49] 龚自珍：“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50]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道》，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51] 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2]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二《学术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53]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上海书店2002年
[1] 关于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参见拙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 梁巨川即梁漱溟之父，于1918年11月自沉北京静业湖，遗书称：“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转引自陈独秀：《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梁巨川和后来王国维的选择，乃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
[3] 魏源：《海国图志·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4]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5] 《张靖达公奏议》卷八。转引自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第136页。
[6] 郭嵩焘被归于洋务派，实际上，他在洋务派里也是受到排挤的。1876年，他决意出使英国，以实地探访世界先进国家情形，被当时许多人认做有辱师祖的行为。在他的故乡湖南，甚至有人（如著名学者王先谦）动议不许他回乡。他寄回来的英法日记更被认为是大逆不道，遭到查禁。参见钟叔河：“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载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227页以下。
[7] 郭嵩焘：《致李傅相》，载《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版，第289页。
[8] 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载《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1页。
[9]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上海书店2002年版。
[10] 转引自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第98页。
[11] 张之洞：《劝学篇·序》，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1页。
[12] 应当说明的是，对于张之洞的思想，人们通常用“中体西用”来概括，这未免过于简单化。参见汪荣祖：“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载《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21页以下。本文后面还要讲到这个问题。
[13]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五《刑法志》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4] 关于传统的民本思想与民权问题，请参见拙文：《民本与民权——中国权利话语的历史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5] 关于法治的价值，尤其是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民主不能作为法治的最高价值，参见拙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16] 郭嵩焘：《与友人论仿行西法》 ，载《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版，第299页。
[17]《新政真诠》中的文章是由何先写出英文，再由胡翻译为中文，汇编而成的。胡氏另编有《胡翼南全集》。前些年，胡氏后人赠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一套《胡翼南全集》。
[18] 何启、胡翼南：“《劝学篇》书后·正权篇辨”，载《胡翼南全集》（三）“新政真诠”卷十八，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藏，第二十六页。
[19]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0] 魏源：《海国图志·墨利加洲总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21]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2] 陈旭麓先生认为：“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是认识西学、学习西方的突破点。”（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23] 《清史稿·列传一七三·文祥》，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24] 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第128——130页。
[25] 陈炽：《庸书·外篇下·议院》，载《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7页。
[26] 例如，张自牧《蠡测卮言》：“凡君主、民主，君主之于臣民，长官之于属吏时相见，仪文简易，上下之间无阂格不通之气，无壅瘀不宣之情，故其心志齐，号令严明。”
[27] 黄遵宪：《日本国志·职官志》卷二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8] 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卷三，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9]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0] 此前，西方书籍翻译虽多，但多属自然科学著作。从严复开始，形势为之一变，大量的政治和法学书籍陆续被翻译和介绍进来。
[31] 严复早年在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后留学英国(1887～1897年)。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几达二十年之久。参见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辞典》“严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版，第285页。
[32] 严复：《原强》原稿（1895年），载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
[33] 在严复看来，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的实质”。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以下。
[34] 严复：《原强》修订稿，载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版，第27页。
[35] 严复：《原富》按语，载王栻编：《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7、918页。
[36] 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至第2页。
[37]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1885——1891写作），载《康有为大同论两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38] 严复：《辟韩》，载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36页。
[39]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1885——1891写作），载《康有为大同论两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40] 谭嗣同：《仁学》三十一，载《谭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
[41] 梁启超： 《新民说·论权利思想》（1902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2] 参见严复（译）：《社会通诠》“国家之行政权分第十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3页。
[43] 关于我对中西法文化比较研究的看法，参见《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1期“中国法律传统及其现代化专号”，第77——78页。
[44] 梁启超：《管子评传》第一章叙论（1909年），载《诸子集成》（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83页。
[45] 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六章法家思想（其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53页以下。
[46]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五章法家思想（其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50－251页。
[47] 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章民本思想，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50－56页。
[48]《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转引自张磊：《孙中山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页。
[49] 龚自珍：“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50]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道》，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51] 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2]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二《学术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53]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上海书店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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