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上)(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于这种认识:自然科学揭示自然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社会存在也是客观实在,所以,社会科学可以借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解释(explaining)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马克斯·韦伯与埃米尔·涂尔干则将世界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前者指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的事实,如树木、土地等,后者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其含义只能通过社会意义网路去理解。文化事件(即社会现象)之间的价值关联是人选择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注重理解(understanding)的方法,这是诠释法的大致含义11。事实上,与自然界不同,人是有价值观的社会动物,实证法能解决的问题相当有限,大部分的社会现象还得以诠释法进行研究。
本研究主要运用诠释法,但结合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以及博弈论思想。理论视野则是建构主义的。
1.5 论文创新之处
有两个方面:(1)国内第一个从建构主义视野对台湾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系统梳理台湾人族群认同起源、发展、最后转变为国家认同的全过程,探讨了影响这一进程的主要因素。这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台湾问题并「对症下药」将有助益。族群认同视野也有助于我们考察世界上广泛存在的分裂、闹独立现象。(2)温特理论是体系理论,探讨的是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如何塑造国家身份与利益,温特承认国内政治的重要影响,却没有展开讨论12。建构主义的案例研究或者把国家施动者(state-agents)当作消极接受外界影响的行动者,如《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文化》、《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和自卫队》,或者认为既定的文化传统将决定国家的对外战略,如《文化现实主义》。这些研究的物件都是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行为体,情况确如作者们所展示的。前述作品中的案例研究主要展示了这么个过程:外部因素──→影响精英──→影响统治者或民众──→身份变化──→利益变化。但如果将目光转向那些或多或少享有一些主权的准国家行为体,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本案例显示,要求行为体(agents)改变身份的外来压力较小,或者外来压力要求行为体维持现在的身份时,行为体通过内部斗争、学习等过程,也会导致身份的变化,其利益因此发生变化。本案例还显示:内外因素都在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而谋求身份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对次要。所以才会出现美国要求台湾独立时,台湾不同意,而当美国要求台湾维持现状时,台湾却又想独立。
第二章 对现有主要观点的辩驳与台湾问题学理分析
2.1 自由主义观点和对这种观点的辩驳
自由主义者关注经济利益,认为在劳动分工广泛存在的市场体系里,贸易会使各参与方获益,理性的国家行为体出于对共同利益的关心与追求而谋求彼此的合作13;经济是和平的前提,贸易的发展将促进和平14;全球化导致了各国间的复合相互依赖,军事力量的作用下降15;除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外,二战后出现的大量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的国家也增加了和平因素,因为它们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16;经济影响政治,经贸的密切联系将导致国际规制17(institutions and regimes)的出现和强化,从而使得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可预期、不确定性下降,国家之间采取敌对行动的动力与可能性因此而减少;特别是一方对另一方因为不对称依赖而形成高度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敏感性(sensitivity)时18,会阻止依赖性大的一方采取与己不利的政策,而倾向于与对方建立相关的制度(institutions)联系。
海峡两岸的实际情形则是:一方面,近二十年,台湾从承认一个中国退到否认「九二共识」,再到「一边一国」直至在今年三月搞「防御性公投」(为「统独公投」打下基础),即从「暗独」到「明独」并采取了实质性的步骤。另一方面,两岸贸易金额1978年为0.46亿美元,2002年增至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970倍。截至2003年9月底,两岸贸易总额累计3091.8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出口488.9亿美元,自台进口2602.9亿美元,累计逆差达2114亿美元(远大于台湾对大陆357.1亿美元的实际投资额)。自1991年始,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顺差来源。根据2002年统计,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台湾是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19。国际上公认的贸易依存度有两条线:超过15%为相对依存,大于30%形成绝对依存。台湾对大陆的出口1994年的平均依存度已经达到16%,部分产业则已经超过了绝对依存线:造纸工业51.8%,皮革工业41.4%,机械工业38.7%,化学材料工业35.6%,化学制品业与纺织业也分别达到了29.5%和23.2%20。而《联合报》1994年4月25日「我对大陆贸易依存度创新高」文章更显示:1993年,台湾对大陆出口依存度已达16.47%,大陆对台出口依存度仅为1.2%。48.29亿美元的对外投资中,31.68亿美元投向大陆,占65.61%21。另外,2004年1月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达35.4%22。显然,经贸关系并未能牵制台独的发展,两岸之间官方半官方的规制(institutions and regimes)建设未进反退,两岸政治、军事关系总体趋向紧张。这与自由主义的主张相矛盾。
统一影响台湾居民生活水准的说法更缺乏说服力:一国两制下的港澳居民生活水准并未下降,原来外流的人口出现回流,快速发展的大陆经济反而吸引了数十万生活优渥的台湾居民前来投资、置业、定居。民调显示:约25%的台湾民众希望在大陆定居,仅常住上海的台商就有30万人23。
2.2 现实主义观点及对这种观点的辩驳
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的基础是实力,实力对比决定彼此的关系,权力意味着让对方做其不喜欢做的事情,或阻止对方做其想做的事情。在无政府状态下这是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必然选择,国际体系结构(主要是力量对比)决定行为体的行为。
从1978年到2003年,大陆的经济实力相对于台湾无疑大大增强了,GDP从3000亿人民币飞增至逾110000亿人民币,增加了30多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GDP列全球第六(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第二,仅次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有目共睹:实现了载人航太、拥有了中子弹、掌握了空中加油技术、洲际导弹已能打到美国本土、新一代潜艇已具备有效攻击美国海军的能力、海军活动范围大大扩展、远距离军事投送能力明显提高。
与大陆经济、军事实力快速增强相映衬的,是台独倾向的日益明显,作为对大陆国家权力(power)显著增加的回应,台湾反而更「敢」独立了。这显然无法印证「时间在大陆一边」。现实主义者可能会辩解说:那是因为大陆的实力还不够强,美国又是台独的主要动力之一。大陆如果能象美国打伊拉克一样快速解除台湾的武装,美国将接受既成事实。为了「长痛不如短痛」,「早打」也值得考虑。这个问题颇具挑战性,但我发现,这种权力政治观有几大致命缺陷:
(1),中国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不具备全面抗衡美国的能力。如果美国将台湾问题列为国家的核心利益24,则五十年内,大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将很可能导致台湾的独立。
(2),「不打无把握之战」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的精髓。大陆目前没有「尽早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决心和能力,大陆近期的对台战略是「防独」而不是「促统」25,动武是威胁性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实施,更倾向于借助美国来「防独」。「快速解除台湾武装」实际上是个假问题,这种主张将起危险的误导作用。
(3),动武后果的不确定性是大陆处理台湾问题的主要考量之一,这一点不会因为大陆实力的相对增强而改变。除非美国明确将台湾问题列为第三类(重要国家利益)或第四类(次要的国家利益),而笔者的研究显示:对美国而言,当在第二、三类之
本研究主要运用诠释法,但结合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以及博弈论思想。理论视野则是建构主义的。
1.5 论文创新之处
有两个方面:(1)国内第一个从建构主义视野对台湾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系统梳理台湾人族群认同起源、发展、最后转变为国家认同的全过程,探讨了影响这一进程的主要因素。这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台湾问题并「对症下药」将有助益。族群认同视野也有助于我们考察世界上广泛存在的分裂、闹独立现象。(2)温特理论是体系理论,探讨的是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如何塑造国家身份与利益,温特承认国内政治的重要影响,却没有展开讨论12。建构主义的案例研究或者把国家施动者(state-agents)当作消极接受外界影响的行动者,如《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文化》、《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和自卫队》,或者认为既定的文化传统将决定国家的对外战略,如《文化现实主义》。这些研究的物件都是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行为体,情况确如作者们所展示的。前述作品中的案例研究主要展示了这么个过程:外部因素──→影响精英──→影响统治者或民众──→身份变化──→利益变化。但如果将目光转向那些或多或少享有一些主权的准国家行为体,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本案例显示,要求行为体(agents)改变身份的外来压力较小,或者外来压力要求行为体维持现在的身份时,行为体通过内部斗争、学习等过程,也会导致身份的变化,其利益因此发生变化。本案例还显示:内外因素都在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而谋求身份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对次要。所以才会出现美国要求台湾独立时,台湾不同意,而当美国要求台湾维持现状时,台湾却又想独立。
第二章 对现有主要观点的辩驳与台湾问题学理分析
2.1 自由主义观点和对这种观点的辩驳
自由主义者关注经济利益,认为在劳动分工广泛存在的市场体系里,贸易会使各参与方获益,理性的国家行为体出于对共同利益的关心与追求而谋求彼此的合作13;经济是和平的前提,贸易的发展将促进和平14;全球化导致了各国间的复合相互依赖,军事力量的作用下降15;除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外,二战后出现的大量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的国家也增加了和平因素,因为它们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16;经济影响政治,经贸的密切联系将导致国际规制17(institutions and regimes)的出现和强化,从而使得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可预期、不确定性下降,国家之间采取敌对行动的动力与可能性因此而减少;特别是一方对另一方因为不对称依赖而形成高度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敏感性(sensitivity)时18,会阻止依赖性大的一方采取与己不利的政策,而倾向于与对方建立相关的制度(institutions)联系。
海峡两岸的实际情形则是:一方面,近二十年,台湾从承认一个中国退到否认「九二共识」,再到「一边一国」直至在今年三月搞「防御性公投」(为「统独公投」打下基础),即从「暗独」到「明独」并采取了实质性的步骤。另一方面,两岸贸易金额1978年为0.46亿美元,2002年增至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970倍。截至2003年9月底,两岸贸易总额累计3091.8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出口488.9亿美元,自台进口2602.9亿美元,累计逆差达2114亿美元(远大于台湾对大陆357.1亿美元的实际投资额)。自1991年始,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顺差来源。根据2002年统计,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台湾是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19。国际上公认的贸易依存度有两条线:超过15%为相对依存,大于30%形成绝对依存。台湾对大陆的出口1994年的平均依存度已经达到16%,部分产业则已经超过了绝对依存线:造纸工业51.8%,皮革工业41.4%,机械工业38.7%,化学材料工业35.6%,化学制品业与纺织业也分别达到了29.5%和23.2%20。而《联合报》1994年4月25日「我对大陆贸易依存度创新高」文章更显示:1993年,台湾对大陆出口依存度已达16.47%,大陆对台出口依存度仅为1.2%。48.29亿美元的对外投资中,31.68亿美元投向大陆,占65.61%21。另外,2004年1月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达35.4%22。显然,经贸关系并未能牵制台独的发展,两岸之间官方半官方的规制(institutions and regimes)建设未进反退,两岸政治、军事关系总体趋向紧张。这与自由主义的主张相矛盾。
统一影响台湾居民生活水准的说法更缺乏说服力:一国两制下的港澳居民生活水准并未下降,原来外流的人口出现回流,快速发展的大陆经济反而吸引了数十万生活优渥的台湾居民前来投资、置业、定居。民调显示:约25%的台湾民众希望在大陆定居,仅常住上海的台商就有30万人23。
2.2 现实主义观点及对这种观点的辩驳
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的基础是实力,实力对比决定彼此的关系,权力意味着让对方做其不喜欢做的事情,或阻止对方做其想做的事情。在无政府状态下这是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必然选择,国际体系结构(主要是力量对比)决定行为体的行为。
从1978年到2003年,大陆的经济实力相对于台湾无疑大大增强了,GDP从3000亿人民币飞增至逾110000亿人民币,增加了30多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GDP列全球第六(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第二,仅次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有目共睹:实现了载人航太、拥有了中子弹、掌握了空中加油技术、洲际导弹已能打到美国本土、新一代潜艇已具备有效攻击美国海军的能力、海军活动范围大大扩展、远距离军事投送能力明显提高。
与大陆经济、军事实力快速增强相映衬的,是台独倾向的日益明显,作为对大陆国家权力(power)显著增加的回应,台湾反而更「敢」独立了。这显然无法印证「时间在大陆一边」。现实主义者可能会辩解说:那是因为大陆的实力还不够强,美国又是台独的主要动力之一。大陆如果能象美国打伊拉克一样快速解除台湾的武装,美国将接受既成事实。为了「长痛不如短痛」,「早打」也值得考虑。这个问题颇具挑战性,但我发现,这种权力政治观有几大致命缺陷:
(1),中国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不具备全面抗衡美国的能力。如果美国将台湾问题列为国家的核心利益24,则五十年内,大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将很可能导致台湾的独立。
(2),「不打无把握之战」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的精髓。大陆目前没有「尽早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决心和能力,大陆近期的对台战略是「防独」而不是「促统」25,动武是威胁性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实施,更倾向于借助美国来「防独」。「快速解除台湾武装」实际上是个假问题,这种主张将起危险的误导作用。
(3),动武后果的不确定性是大陆处理台湾问题的主要考量之一,这一点不会因为大陆实力的相对增强而改变。除非美国明确将台湾问题列为第三类(重要国家利益)或第四类(次要的国家利益),而笔者的研究显示:对美国而言,当在第二、三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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