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确有经营、开发台湾的计划，所以统治手法也不同于在朝鲜。1898年儿玉源太郎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任民政长官后，即改变此前对台湾人的反抗一味强力镇压的做法。「政治上，采取怀柔政策，召开乡典会、扬文会，颁发绅章以笼络地方士绅；社会政策上，『尊重旧俗』，对台湾社会固有的风俗习惯予以保留和一定的尊重，恢复保甲制度；对军事反抗力量以『招抚』为主」130。在台湾推行改良主义（包括提倡日台同化、进行民选议员运动）；允许台湾人土地转为资本主义经营；台湾人可以形成自己的金融资本131。三十年代又组织「皇民奉公会」这一「民众团体」，由总督兼任总裁，各地分会附属于殖民机构，与当地行政机关「一套班子，两个牌子」，注重笼络台湾居民，对入会者给予规定的优惠（如教育机会、福利待遇、工作机会），以使600万台湾人民实行「臣道实践」，成为「真正的日本人」132。利用当地的士绅人物，如台中望族林家的林呈禄出任「皇民奉公会生活部长」，中法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台湾第一勇」林栋材的后代林献堂被委任为日本贵族院议员（另外还有三人）、皇民奉公会大屯郡支会事务长、义勇报国队顾问133。允许台湾人创办自己的报纸《台湾民报》134。给地方士绅以尊重和礼遇甚至容忍他们中的一部分保留汉名、着汉装。推广教育、鼓励青年学生到日本深造，以至于「1942年台湾成年男女分别有54％和43%可用日语应付日常事务」135，除了大力鼓励日资产业到台湾发展外，「1930年起积极推进台湾的工业化进程，特别发展与军需相关的产业（如有色金属产业）和基础设施（道路、桥梁、港口、机场等）」136。日据后期「对（台湾）工矿事业积极经营，其规模之大，仅次于东北」，「在日本经济体系下，逐渐发展，已到相当工业化的程度」137，尤其是水电业、制糖业、樟脑业。

　　凡此种种，客观上弱化、瓦解了台湾人的抵抗意识，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到其统治后期，已有「一部分台湾人产生了『日本情节』」138，部分知识份子形成了自觉不自觉的「皇民意识」，甚至出现了一批认同日本的「皇民文学」作品，如周金波的《志愿兵》、《水癌》，陈火泉的《道》，王昶雄的《奔流》，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陈映真先生对此有精妙的述评：「否定、鄙视、憎恨被殖民台湾人（中国人）的主体性，把自己改造成日本人，使自己像一个日本人那样地生活、思考、并且像一个日本人那样地效忠和崇敬日本天皇，终于做为日本人而效死──这就是四○年代台湾皇民文学主题的真髓。」139联系到大批在政府机关工作（如台中望族林金源、又譬如担任警察的李登辉的父亲）的受日化教育者，我们可以大致断定：与下层民众不同，相当部分知识份子的汉族（Han ethnic group）认同已经疏离，他们或倾向于认同大和民族（Japan ethnic group），或像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所宣示的：自己是被中日两个亚洲大国抛弃的孤儿。这就为以后建构台湾的族群认同埋下了伏笔。 2后殖民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

　　这一时期日本因素在台湾人族群认同上的作用有波动，为清晰起见，笔者分三个时期展开论述。

（1） 日本与50、60年代的台独──促进

　　上文说过，日本在台湾的五十年统治培育了大批具有「皇民意识」的台湾知识份子。日台经济文化密切交流、人员大量往来，四十年代台湾人旅居海外的人数以日本最多，达两万多人，所以早期海外台独活动的中心在日本，其中以廖文毅、廖文奎、吴振南、史明等最为活跃。廖氏兄弟为台湾云林人，廖文毅先毕业于日本同志社大学中学部，后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廖文毅1945年在台湾创立「台湾民族精神振兴会」，1947年办「自治法研究会」，鼓吹成立「中国联邦」，台湾在联邦体制内完全自治。1947年6月廖氏兄弟在上海以「台湾再解放联盟」的名义在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发文揭露国民党屠杀台湾人的罪行，次月向美国特使魏德迈递交《处理台湾意见书》，这是台独运动史上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其中要求美国政府帮助台湾达到：在台湾实施大西洋宪章，台湾人派代表出席日本和会讨论台湾归属问题，准许台湾公民投票决定台湾未来，在此之前台湾脱离中国，暂时置于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下，等等。1949年廖文毅在日本与吴振南、郭泰成等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办《台湾民报》（不是前面的《台湾民报》），发表《告台湾八百万同胞宣言》，宣传「台湾民族论」，宣称「台湾人不是汉族，而是高山族、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汉人的混血种」。廖文毅1955年在东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议会」，1956年2月28日伙同30多人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并自任「大总统」。另外，1960年2月王育德与黄昭堂成立「台湾青年社」，4月发行《台湾青年》鼓吹台湾独立。辜宽敏1963年加入后该组织改名为「台湾青年独立联盟」，以昭和为年号，以红太阳为国旗，周旋于日本权贵之间，被视为「以皇民化路线搞台独」。1967年史明成立「独立台湾会」，宣称该会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思想武装的党，以劳动大众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以担负完成历史所交付的使命」。这些显然是在有意识地建构台湾本省人的族群认同意识140。

（2） 20世纪70、80年代──断交、废约后保持民间关系但经贸联系密切

　　日本仍然是台湾除美国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72年，台对日贸易占出口的12％和进口的42％。1972～1979，台湾从日本的进口总值增长4倍，而对日本的出口增长6倍141。事实上，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2001年起才超过对台湾出口额142。

（3） 李─陈时期──在暧昧中支援，出谋划策，来往密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晋林波谈到：「日本现在的政界、学界都对台湾的影响非常大，台湾当局某些政策的出台，都发源于日本学界。比如民进党过去建立的「台湾建国联盟」等台独机构都设在日本，一些在日的台湾学者已经成为陈水扁当局的『国策顾问』。 再比如，台独势力号称要在二○○八年北京奥运会前宣布独立，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学者的主意。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对台湾的影响比美国还要具体」143。

　　不难判定，日本因素在台湾问题上的作用就国别而言，仅次于美国，且有加大的趋势。日本一些重要政党的议员频频访台144，1997年还成立了200多人的「日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囊括近半数日本国会议员。又如2004年5月18日日本投票赞成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即是个信号（投赞成票的，除了日本外，就是美国和台湾的「邦交国」）145。

4.2.2 美国因素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美国因素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台湾对美国的争取与利用，另一方面是美国对台军事支援，但美国对台政策法律也经历了变化。上述两方面都在台湾人的族群认同上表现出来，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1. 台湾对美国的争取和利用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海外台独的重心转到美国，其基础是台湾留美学生、学者与移居美国的台湾中产阶级。与日本的皇民化台独不同，他们反思台独活动的基本思想和做法，认为不能以向美国请愿的方式活动，需建立自己的实力，提出独立运动是群众运动，要独立必须不惜流血，酝酿成立全球性「台湾独立联盟」。因早期「暴力革命」路线在实践时被美国视作暴力恐怖组织后，台独分子调整策略，彭明敏等人主张的「以务实、民主、合法的途径追求台独」路线为大多数海外台独分子接受。他们通过游说美国国会、动员教会力量等在美国形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台独支援势力，这在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得到明显的表现146。他们后来还与别的势力联合推动了《与台湾关系法》的通过。针对蒋家父子的专制统治，他们根据美国的情况，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