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上)(7)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初级建构主义」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析又失之片面与浮泛。与之相比,温和建构主义的身份认同观有助于我们认清台独产生的根源与演变轨迹,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笔者大致上沿着时间之轴,抽取台湾人族群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在描述的过程中诠释族群认同如何渐渐演变为国家认同。笔者认为比较重要因素可概括为内外两部分89。

  在展开分析前,先简述台湾早期历史。

  战国初期成书的《禹贡》就有关于台湾的记载,时称之为「岛夷」。汉代称「东鳀」,三国时称「夷洲」,隋代叫「流求」,「台湾」之谓则定名于明代万历年间。比较可靠的记载,大陆对台湾的经营始于隋代90。不过,明代之前,台湾人口稀少,经郑成功祖孙四代人经营,到清朝收复台湾时,人口已近20万91。清政府对大陆人移往台湾的政策几经收放,然台湾人口总体在增长,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台湾建省,大陆大规模往台人口迁移已告结束,大陆外移人口中心转向东南亚92。到1903年日本人进行第一次全台人口调查显示:台湾人口3,039,750人(未计山地人口),按语种分,讲日语者5万,讲马来、波里尼西亚语者11万,其余都是讲汉语(闽南语230万、客家话50万)。1926年调查为3,751,600,其中83.1%是福建移民,15.6%是广东移民,其他省分占1.3%93。这时显然尚不存在本文所指称的台湾次族群认同。本人认为:台湾现在的次族群认同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族群认同的程度,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统一用族群认同指称台湾的次族群认同。

4.1 影响台湾人族群认同的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除了台湾地理因素外,指台湾民众因素尤其是台湾人因素,包括六项:二二八事件、 60年代「政治冰封期」、解严与开放党禁报禁等、美丽岛事件、李登辉因素、民进党因素。前三项可归结为国民党因素,后三项可归结为台湾人因素。

4.1.1 台湾地理因素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地理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果不是距离大陆相对较远的一个海岛,台湾四百年来的历史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台湾问题也不会产生,更无法维持。在台湾人族群认同塑造的过程中,尤其是李─陈时期,地理因素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独立环境,也是促成外省人大量西迁大陆的一个因素(西迁的50万台湾民众大多未回台湾参加今年3月份的「大选」,其影响已成了决定因素)94。还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970年代以来外省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几乎是以每10年约2个百分点的速度在递减中」95。这意味着台湾民众中抑制台独的力量可能趋于下降──除非大陆设法增加台湾人的中国国家认同。

  从全球的与历史的视野看,如果一个地区长期处于与母国的分离状态,很容易导致该地区移民产生新的本土意识,随着世代的更替,这种本土意识将变成新的族群认同,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政治认同,即表现为主权诉求96。《美国独立宣言》开篇第一句就宣称美国是「一个民族」97,作为政治概念的民族,其基础是文化族群,而美国立国时的成员(新英格兰十三州)的移民大多数来自英国,即属于同一文化族群。如果没有海洋地理的区隔,很难想象移民们会形成一个新族群,进而演变为一个民族,当然也就不会有现在的美国。这其实反应了一个相当常见的现象。

4.1.2 「二·二八事件」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撤离台湾,对台湾人强化汉族认同是个好时机,遗憾的是,在大陆一败涂地的国民党没能利用这一时机,国民党「劫收大员」们的表现让台湾中下层民众刚刚涌起的希望复归破灭。台湾专卖局的武装缉私员打伤烟贩老太林江迈并误杀围观群众陈文溪,激发了遍及台湾的二·二八大起义,蒋介石从大陆战场调去两个师兵力,历时半个月,屠杀三、四万台湾人而把起义镇压了下去98。这一事件给台湾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外来人都不可信,蒋介石比日本人还残酷。这是台湾人构建自己的族群认同的一大转捩点99。国民党接手台湾的最初几年,台湾人口剧增、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生产雕敝,台湾民众总体生活水平下降,这些减少了台湾本省人对外省人的心理认同。蒋介石父子依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在台湾戒严38年,继续其独裁统治,国民党带去的100多万人只占人口的少数(台湾总人口1946年624万,1949年增至753.8万),大陆人却占据了党、政、军、法各部门的绝大部分职务,尤其是中高级职务,台湾本省人极少获得。这些行为无疑只能强化台湾人对「外省人」的不满,他们称大陆1945年后到台湾去的人为「外省猪」即强烈彰显了本省人的族群认同和对外省人的强烈不满100。蒋介石父子的专制统治一方面暂时压制了台独势力,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台湾本省人的族群认同(如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台湾「立委」林志嘉就说:「我们都了解,自从二二八历史悲剧发生后,居住在台湾的居民,多多少少都蒙受到所谓的省籍阴影,而这项阴影也一直延续到现在」101。

  比较公认的看法是:「二·二八事件」是个转捩点,台湾人族群认同由此初步确立。国民党后来为这一事件平反道歉102也印证了这一事件的特别意义。

4.1.3  60年代「政治冰封期」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这一时期台湾人的族群认同的演进特征为:在政治高压中蠕行。因为,在国民党以戒严法统治台湾的时期,尤其是六十年代的「政治冰封期」,岛内台独不可能像海外那样直接地表达出来。追求公民的言论自由、为民众争取权利是现实的选择,有助于争取民心,可视作追求族群认同的曲折表达,或者说,用帕特南(Putnam)与科尔曼(Coleman)的「社会资本」观103,这些活动为台独势力积累了社会资本。国民党也意识到争取台湾人支援与认同的重要性,所以,蒋经国七十年代初期即在蒋介石的支援下推行行政革新。


 在台湾岛内,台湾本省人在族群认同上的诉求因国民党的高压政策而只能表现为零星或间接的台独活动形式。如《自由中国》杂志与雷震案,《大学》杂志与台大哲学系事件,《文星》杂志与李敖案,《台湾政论》事件、《中华日报》上的杂文、「大力水手」漫画与柏杨案、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不过是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反抗,追求的目标是民主与自由104。但我的分析是:

  (1)反对国民党这一外来政权本来就是建构台湾族群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对立物与外在压力,族群认同的形成将是个非常长期的过程。

  (2)这些事件的参与者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台独的中坚人物,他们在族群认同上的诉求有个由暗到明的过程。李敖与柏杨没主张台独,他们以犀利的文笔讽刺、挖苦、揭露国民党,客观上加深了民众对「外来政权」专制统治的不满。在1960年的雷震案中,《自由中国》杂志联合台籍人士和民青两党共72人开会决定召开「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并宣布「立即组织一个新的政党(『中国民主党』)」105,表达的是对民主化的追求。但该党发言人认为国民党镇压的目的之一是「威胁大陆人今后不敢与本省人合作,搞政治运动」106,与族群认同高度相关的省籍问题已开始凸显。在「中坜事件」与《台湾政论》、《大学》、《美丽岛》杂志则呈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身影:陈少廷、张俊宏、杨国枢、黄信介、许信良、康宁祥、施明德、林义雄、吕秀莲、姚嘉文,他们的政治诉求从早期批判强权主义到中期组织党外人士助选团再到后期「反对国民党专政」107,行为上族群认同的印记日趋明显。

  宗教力量的作用值得一提,尤其是有20万会员的台湾基督教长老会(URM),URM是个国际性组织,隶属「世界普协」和「亚洲教协」,它在推动台湾的人权、支援台独势力上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训练的不少「台独顶尖人物」先是成为民进党内急独势力「基本教义派」主力,后又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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