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1]然而，在大国利益的冲突中存在的台湾军贸市场并没有成为买方市场，仍然是一种卖方垄断或寡占的市场，市场寡头便是美国。这期间虽然台湾也购买过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国的武器装备，但数量有限；另一方面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没有形成持续向台湾军售的局面。原因在于，第一，由于历史的原因，使美国与台湾保持着一种非正常的关系，基于中美三个公报的法理基础，造成了美国对台湾军售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2]第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自恃为超级大国搞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利用台湾问题作为确保美国东亚利益、遏制中国崛起的支点，美国对台湾军售实际执行的是其国内通过的“法律”——《与台湾关系法》；第三，中国作为日益发展壮大的东方大国以自身的实力与国际作为不断赢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尊重，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核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了美国，西方其他国家不会轻易冒险在对台湾军售问题上贪图一时之利。另一方面，华约解散，美国成为北约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西方其他国家染指台湾将会被看作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当然，不排除偶尔有西方国家在美国的默许下对台湾军售。因此台湾军贸市场依然是一个由美国卖方垄断的军火市场。

　　1.2.2军贸市场产品结构

　　台湾军贸市场中交易的产品可以说集中了国际军火贸易中所有的产品形式。从这一点来说，台湾军贸市场是国际军贸市场的浓缩，市场中的产品既包括有形产品（如武器装备成品和零部件），又包括无形产品，如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另外还包括了军事训练服务、军事合作关系和武器装备使用权的出租与转让。台湾军贸市场中的产品结构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武器装备成品和零部件。这是美国军火贸易的大宗，如美国1992年向台湾出售的150架F-16战斗机及其零部件。

　　技术与服务贸易（补偿贸易形式中的许可证生产和合作生产）。台湾很多号称是自己制造的武器系统，实际上都是按照国外的设计或大量地利用外国的技术、零部件和系统综合技术，这些技术大多数由美国进口。例如，台军的新型“成功”级导弹护卫舰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佩里”级舰艇的许可证生产的。而“成功”号上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包括它的雷达、声纳、武器控制系统和电子对抗）都是买美国的成品。[1]另外，台湾在其导弹系列的研发过程中，美国都提供了关键的技术。

　　军事思想与军事训练。利用军火交易达成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近来开始对台湾输出军事思想，如关于军事变革的理念，美国宣扬“海、陆、空、天和信息5维空间联合作战一体化”概念，美台近年的军售中，除了先进的海陆空武器，还有大量用于信息侦测收集、通信联络处理和通信指挥等的电子装备。美国除了为台湾培训飞行员和军事技术员，2000年6月，美国西点军校、海军军官学校和空军军官学校还首次接收了3名台湾军人。

　　联盟关系。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表面上看去是武器装备，其实双方是在通过军火贸易达成一种军事合作与联盟关系。

　　1.2.3台湾军贸市场利益结构

　　台湾军贸市场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独特的市场利益结构。在台湾军贸市场中进行交易的主体主要是台湾和美国[2]，但每一项军火交易的达成不仅涉及交易双方的利益，而且涉及中国大陆的利益，最终造成交易双方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对策博弈。

　　台湾军贸市场的利益结构具体而言即是，当台湾和美国之间达成军火交易时，从效用评价上美国和台湾将有正的得益，而美台军火交易的达成将损害中国大陆的国家利益，因而中国大陆的得益为负值。当美国和台湾之间不进行军火交易，交易双方无得益也无损失，这时有利于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当中国挫败别国与台湾的军火交易时，交易双方的得益将为负值，中国大陆的得益为正值。

　　这种得益不仅指直接的经济利益，还包含政治利益和军事安全利益，以及国家的威信与尊严方面的考虑。总之，台湾市场上军火贸易的得益是一种对国家利益综合效用的评价。

　　1.2.4台湾军贸市场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就国际政治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过于依赖强权生存，乃是十分危险的事，一旦强权自身的利益凌驾于以依赖国（或地区）的利益之上，受到损害的绝对是依附强权生存的国家（或地区）。台湾军贸市场是一个寡占的军火市场，而台湾寻求的也正是对美国强权的依靠。根据经济学投资理论中“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理，因此台湾和美国利用军火贸易开展合作，对台湾而言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模糊政策的实质是为了维护台海之间的平衡，失去哪一方都会损害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这种政策使得美国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轻易冒险与中国开战。因此，当时代的发展要求美国不得不与中国在某个国际问题上进行战略合作时，台湾独立的空间将更加缩水，这就是台湾军贸市场的脆弱性。

　　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包括贸易、人权、打击恐怖主义、军控与裁军等方面，中美关系中个别因素的变化将造成美国对台湾军售的变化，这就是台湾军贸市场的敏感性。

　　二、美台军火贸易的市场动因与内部机制

　　由于军火贸易包含丰富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因而军火市场所要交换的已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从而军火贸易市场的机制也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机制，本文归结为利益机制（或综合利益杠杆），这种利益是关于本国政治、经济、国家安全和尊严等因素的效用评价的加权和。另一方面，军火市场中双方进行交易时，由于这种交易可能造成第三方的安全威胁，则第三方就会以“破坏者”的身份介入交易双方的利益边界，从而为交易双方带来风险。这种风险与利益的组成要素相对应，主要表现为政治外交风险、经济风险和军事冲突风险。因此，从市场运行机制方面说，军火贸易市场的运行机制是具有综合效用的利益（激励）与风险（约束）机制，而一般的国际民品贸易市场的运行机制则是主要经济意义上的利益与风险机制。由于涉及因素多，加权评价的困难，军火贸易市场的复杂性也就在于此。

　　2.1台湾军贸市场发展的动因分析

　　台湾军贸市场之所以存在，在于有交易的需求和可能。交易的需求是台湾军贸市场发展的根本动因，这种需求来自美国的外部需求和台湾的内部需求。归纳来说，台湾军贸市场存在与发展的外部动因有两个，一是美国对台湾的战略利益需求，二是中国统一国家的民族需求；台湾军贸市场存在与发展的内部动因也可分解为两个，一是台湾为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加强自身防卫（或增加未来两岸谈判筹码）的军事需求；二是台独势力为分裂祖国所产生的军事需求和外交需求（美国支持以及与一些小国签订军事合作协议）。内外部动因中，美国和台湾的需求是相容的或一致的；而中国大陆与美国和台湾则是相对立的。由于军火这种特殊商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价值，使其天然成为满足美国和台湾利益需求的客观中介。

　　2.2.1美国在台湾的战略利益企图

　　美国历届政府对台政策时有变化，但其始终把与台湾的关系视为美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和全球战略利益中的一个重要筹码。这种认知首先在于美国的全球霸权政策和对中国发展壮大的“潜在不安”。第一，美国欲维护其在亚大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霸权利益。战后，随着国际形势和美国自身力量的深刻变化，使其无法象战后初期那样为所欲为，但它谋取全球霸权利益的决心不但不肯丝毫放弃，而且还想维继和扩大。在对华政策上，美国认为只有使台湾与大陆长期分裂分治，才会在最大限度上阻遏中国的崛起，从而维护住它在这个地区的既得利益。为此，“美国可以做任何事情来满足美台关系的需要”：“美尽力保障台湾的安全”：“台湾安全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