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台军火贸易对中国统一的涵义(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响乃至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因此，台湾欲与大陆分裂分治的现实，美国从其战略价值考虑：一可阻止中国实现民族统一，二可通过台湾这个“民主窗口”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进程施加影响。
综上所述，美国几十年来之所以苦心营造美台“特殊关系”，正是看中了台湾对于美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维护其霸权地位和利益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战略价值。
2.2.2军火贸易、维持现状与台独：一种相关分析
台湾不同于香港和澳门，台湾具有相当深厚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力量，从当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法统”政治，到李登辉当局的欺骗式的民主，再到扁政权的“全民政府”，不可否认台湾的民主政治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在台湾政治力量中一直有“统”派、“独”派和“不统不独”三种力量之争，而这也正是美国扶植并利用的对象。从历史上看，台湾当局似乎迷信军事力量，将军事实力看作与大陆对抗的主要支撑点。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两岸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台湾的军事战略也相应不断收缩。而这种收缩反映出台湾当局统一的诚意少了，而体现出维持现状和分离独立的趋势。
台湾的军事战略经历了“攻势作战”时期（1949-1969）、“攻守一体”时期（1969-1979）和“守势防卫”时期（1979年至今）三个阶段。李登辉虽然在上台之初口头上表示仍奉行“攻守一体”的军事战略，但实际上已是“守势防卫”战略。[1]1979年之前，台湾军事战略中“进攻”的成分为主，说明台湾当局仍然有“返攻大陆、统一中国”的念头。1979年之后的“守势防卫”战略的潜台词是“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我不理你，你也别来惹我”，说明台湾当局有保持既得利益或分裂出去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的意味。战略收缩的同时，台湾当局一直没有停止整军备战，尤其李登辉上台后加紧改革军事体制（改军政、军令二元化的军事体制为一元化的军事体制），极力推行“国军精实案”，扩大军事开支，1990年代以来，国军每年的军事开支都在100亿美元之上，人均军费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台湾扩张军事的目的在于：第一，推行台独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撑点；第二，增加未来两岸谈判的筹码；第三，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将美国拉入台湾问题的矛盾中来。
台湾的军事扩张政策根源于美国的支持。正如中国国际安全问题研究专家阎学通博士指出：“非常明确，美国实际上对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并不是采取遏制政策，仅仅是：我不希望你把我拉到战争边缘来，但如果你能和平实现独立的话，我会为你提供安全支持。因此，美国在李登辉宣布‘两国论’之后，宣布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又宣布对台出售E-2T预警机和F-16配件”。[1]因此，台湾维持现状和独立的选择在于美国军火的支持，每一种选择所迈的步子的大小在于台湾对美国支持力度的揣摩与把握。
2.2.3中国大陆在台湾军贸中的作用
本文之所以把中国大陆因素作为台湾军贸市场发展的一个外部动因，是因为美国和台湾进行军火贸易的意图都是针对大陆而来。美国方面是为了遏制与牵制，台湾方面则是为了对抗与分裂。因此中国对台政策的转变和中美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台湾军贸市场的军火交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大陆是美台军火贸易的激励、参照和试探因素。
激励与参照。美国在台海政策的实质是一种平衡政策，美国对台军售是因为美国想“维持台海军事力量平衡，促进两岸和平”。但是别有用心的美国往往把中国正常的军事现代化项目都渲染为武力攻取台湾的武器计划，因而不断刺激台湾的军事需求以制造对台大规模军售的借口。照此推理，台湾问题不解决，美国就不会终止对台军售，因为中国只要存在就必须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美国几乎每年都要发布关于中国或台海军事力量评估的报告，及时将中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台湾加强军事力量的参照。例如美国国防部于1999年2月发布了《台海安全情势报告》，于2000年6约3日想美国国会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度军事力量报告》，认为目前大陆没有能力攻打台湾，但是2010年之后，台湾如果无法继续取得先进武器，大陆将会取得台海间的优势地位。美国的这种做法意图其实是继续激励台湾购买军火，制造紧张气氛，台湾前“国防部长”郝柏村曾指出美国的报告其实无助于解决两岸问题。[2]
试探与调整。美国与台湾进行军火交易其实并非无所顾忌，而是不断地用军火贸易的份额或质量来试探中国的反应，以便美国根据中国的反应巧妙地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会惹得中国发动战争，这对于美国维护其在台湾以及亚太的战略利益时把握战略上的主动相当有利。
2.2.4客观中介：军火贸易在国际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中的杠杆作用
美国要达成其在台湾的战略利益，利用的就是军火这个客观中介。自军火贸易成为国家行为以来，军火贸易在国际政治领域里的杠杆作用不断为大国尤其是军事大国所利用。总结来讲，军火贸易的杠杆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沟通与重建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军火贸易能够达成更为长久的互惠合作，不仅是技术的合作，而且带来服务的合作，从而带来国家间关系的改善；鉴于武器装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世界各国均对军售持审慎态度。在美国，各军工企业虽表面上独立于政府，可以自行决定本公司的武器销售计划，但实际上，对外军售一直由美国政府全面掌握，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法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对外军售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一种重要工具。（2）造成别国预支安全成本的有力威慑。比如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则由此在两岸引发的准军备竞赛使得大陆与台湾不得不将足够甚至超过足够的安全成本投入到彼此军事力量对抗中来。国防或军事消费是一种纯消耗性的消费，对彼此的经济发展而言，无疑是一种很大的牵制。（3）动民品贸易的国际准经济纽带。国内国际军火订货带来的直接的经济效益（军火是高风险高利润的商品）；国际军火贸易与国际石油市场的关联度。国防工业的衍生效应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和国内就业的稳定与提高；军火补偿贸易对民品的连带效应对本国国际贸易的间接贡献。（4）撬动对手国际战略调整的有力杠杆。军火贸易的进行，尤其是在有敌意的国家或地区间达成，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双方均势的失衡，失衡的国际局势必然使对手调整战略，以应对变化了的局势并寻找新的均势。这种杠杆作用导致的对手的战略调整的方向有两种：一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条件是对手在不均衡的军事力量对比中暂时妥协或让步（如中国对于美台军售所采用反制措施的一种结果）；二是对手也大量采购军火，从而引发冲突双方或潜在冲突双方的军备竞赛。对于军火贸易所可能引发的结果的预期，必须根据既定的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来分析其概率所处的区间。
对于美国，其对军火贸易输出的效用有三大期望。一是国家安全期望，即加强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军事援助有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二是政治期望，即通过援助，作为交换政府可获得对外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的影响和接近其设施的权利；三是经济期望，即考虑武器转让的经济利益，认为它保证了美国国防工业的健康发展，并降低了采购费用。在参联会1984财年的美国军事形势报告中这样写道：为了促进美国的利益，安全援助的战略目标有以下一些：（1）援助与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以保持其安全与独立；（2）促使美军获得通过权、领空飞行权、转运与基地使用权：（3）促进军队之间装备的标准化和相互可用性；（4）保证重要的原材料不间断供应；（5）尽可能大地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并且尽可能地减弱苏联的影响；（6）安全援助
综上所述，美国几十年来之所以苦心营造美台“特殊关系”，正是看中了台湾对于美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维护其霸权地位和利益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战略价值。
2.2.2军火贸易、维持现状与台独：一种相关分析
台湾不同于香港和澳门，台湾具有相当深厚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力量，从当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法统”政治，到李登辉当局的欺骗式的民主，再到扁政权的“全民政府”，不可否认台湾的民主政治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在台湾政治力量中一直有“统”派、“独”派和“不统不独”三种力量之争，而这也正是美国扶植并利用的对象。从历史上看，台湾当局似乎迷信军事力量，将军事实力看作与大陆对抗的主要支撑点。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两岸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台湾的军事战略也相应不断收缩。而这种收缩反映出台湾当局统一的诚意少了，而体现出维持现状和分离独立的趋势。
台湾的军事战略经历了“攻势作战”时期（1949-1969）、“攻守一体”时期（1969-1979）和“守势防卫”时期（1979年至今）三个阶段。李登辉虽然在上台之初口头上表示仍奉行“攻守一体”的军事战略，但实际上已是“守势防卫”战略。[1]1979年之前，台湾军事战略中“进攻”的成分为主，说明台湾当局仍然有“返攻大陆、统一中国”的念头。1979年之后的“守势防卫”战略的潜台词是“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我不理你，你也别来惹我”，说明台湾当局有保持既得利益或分裂出去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的意味。战略收缩的同时，台湾当局一直没有停止整军备战，尤其李登辉上台后加紧改革军事体制（改军政、军令二元化的军事体制为一元化的军事体制），极力推行“国军精实案”，扩大军事开支，1990年代以来，国军每年的军事开支都在100亿美元之上，人均军费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台湾扩张军事的目的在于：第一，推行台独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撑点；第二，增加未来两岸谈判的筹码；第三，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将美国拉入台湾问题的矛盾中来。
台湾的军事扩张政策根源于美国的支持。正如中国国际安全问题研究专家阎学通博士指出：“非常明确，美国实际上对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并不是采取遏制政策，仅仅是：我不希望你把我拉到战争边缘来，但如果你能和平实现独立的话，我会为你提供安全支持。因此，美国在李登辉宣布‘两国论’之后，宣布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又宣布对台出售E-2T预警机和F-16配件”。[1]因此，台湾维持现状和独立的选择在于美国军火的支持，每一种选择所迈的步子的大小在于台湾对美国支持力度的揣摩与把握。
2.2.3中国大陆在台湾军贸中的作用
本文之所以把中国大陆因素作为台湾军贸市场发展的一个外部动因，是因为美国和台湾进行军火贸易的意图都是针对大陆而来。美国方面是为了遏制与牵制，台湾方面则是为了对抗与分裂。因此中国对台政策的转变和中美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台湾军贸市场的军火交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大陆是美台军火贸易的激励、参照和试探因素。
激励与参照。美国在台海政策的实质是一种平衡政策，美国对台军售是因为美国想“维持台海军事力量平衡，促进两岸和平”。但是别有用心的美国往往把中国正常的军事现代化项目都渲染为武力攻取台湾的武器计划，因而不断刺激台湾的军事需求以制造对台大规模军售的借口。照此推理，台湾问题不解决，美国就不会终止对台军售，因为中国只要存在就必须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美国几乎每年都要发布关于中国或台海军事力量评估的报告，及时将中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台湾加强军事力量的参照。例如美国国防部于1999年2月发布了《台海安全情势报告》，于2000年6约3日想美国国会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度军事力量报告》，认为目前大陆没有能力攻打台湾，但是2010年之后，台湾如果无法继续取得先进武器，大陆将会取得台海间的优势地位。美国的这种做法意图其实是继续激励台湾购买军火，制造紧张气氛，台湾前“国防部长”郝柏村曾指出美国的报告其实无助于解决两岸问题。[2]
试探与调整。美国与台湾进行军火交易其实并非无所顾忌，而是不断地用军火贸易的份额或质量来试探中国的反应，以便美国根据中国的反应巧妙地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会惹得中国发动战争，这对于美国维护其在台湾以及亚太的战略利益时把握战略上的主动相当有利。
2.2.4客观中介：军火贸易在国际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中的杠杆作用
美国要达成其在台湾的战略利益，利用的就是军火这个客观中介。自军火贸易成为国家行为以来，军火贸易在国际政治领域里的杠杆作用不断为大国尤其是军事大国所利用。总结来讲，军火贸易的杠杆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沟通与重建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军火贸易能够达成更为长久的互惠合作，不仅是技术的合作，而且带来服务的合作，从而带来国家间关系的改善；鉴于武器装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世界各国均对军售持审慎态度。在美国，各军工企业虽表面上独立于政府，可以自行决定本公司的武器销售计划，但实际上，对外军售一直由美国政府全面掌握，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法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对外军售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一种重要工具。（2）造成别国预支安全成本的有力威慑。比如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则由此在两岸引发的准军备竞赛使得大陆与台湾不得不将足够甚至超过足够的安全成本投入到彼此军事力量对抗中来。国防或军事消费是一种纯消耗性的消费，对彼此的经济发展而言，无疑是一种很大的牵制。（3）动民品贸易的国际准经济纽带。国内国际军火订货带来的直接的经济效益（军火是高风险高利润的商品）；国际军火贸易与国际石油市场的关联度。国防工业的衍生效应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和国内就业的稳定与提高；军火补偿贸易对民品的连带效应对本国国际贸易的间接贡献。（4）撬动对手国际战略调整的有力杠杆。军火贸易的进行，尤其是在有敌意的国家或地区间达成，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双方均势的失衡，失衡的国际局势必然使对手调整战略，以应对变化了的局势并寻找新的均势。这种杠杆作用导致的对手的战略调整的方向有两种：一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条件是对手在不均衡的军事力量对比中暂时妥协或让步（如中国对于美台军售所采用反制措施的一种结果）；二是对手也大量采购军火，从而引发冲突双方或潜在冲突双方的军备竞赛。对于军火贸易所可能引发的结果的预期，必须根据既定的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来分析其概率所处的区间。
对于美国，其对军火贸易输出的效用有三大期望。一是国家安全期望，即加强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军事援助有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二是政治期望，即通过援助，作为交换政府可获得对外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的影响和接近其设施的权利；三是经济期望，即考虑武器转让的经济利益，认为它保证了美国国防工业的健康发展，并降低了采购费用。在参联会1984财年的美国军事形势报告中这样写道：为了促进美国的利益，安全援助的战略目标有以下一些：（1）援助与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以保持其安全与独立；（2）促使美军获得通过权、领空飞行权、转运与基地使用权：（3）促进军队之间装备的标准化和相互可用性；（4）保证重要的原材料不间断供应；（5）尽可能大地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并且尽可能地减弱苏联的影响；（6）安全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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