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现状综述1、关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性情况研究生态危机成因理论最有成效的学术流派,当属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该流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意识形态与现代生态危机的联系根源上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他们从不同视角重新解读自然观念,赋予自然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新内涵,以此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力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理想。其主要目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批判功能与现代生态危机成因理论分析相结合,寻找一条破解生态危机难题和人类自身发展困境的生态文明之路。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众多,有威廉·莱斯、本•阿格尔、戴维·佩珀、安德列·高兹、詹姆斯·奥康纳、福斯特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TheEcologicalMarxim”)一词是本·阿格尔于1979年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大多数学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萌发于20世纪60年代未期70年代初期,最终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学派形成的标志是《自然的控制》、《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满足的极限》、《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学术著作的出版。在国外,随后西方理论界越来越重视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目前有一系列关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其中,奥康纳所写的《自然的理由》就是代表作,他用“历史与自然”、“资本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自然”三个专题介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马克主义的联系和生态社会主义等内容,让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内,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这一流派及其思想进行研究。并且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问题凸显,国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越加重视,“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团队,推出了一批理论成果,厘清了一些重要概念,取得了对某些重大问题的共识"在“题名”状态下搜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博硕论文,共有88条结果。国内早期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之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介绍和评述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例如王瑾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评绿色运动引发的两种思潮》(1986)。近年来,从“生态社会主义”、危机“根源”等视角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成了学界研究的热点。例如曾文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郇庆治的《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10)、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2012)。主要研究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称谓和主要代表人物;二是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间、标志和社会历史条件;三是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四是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五是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和对社会主义前景的展望;六是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和发展前景①。一方面,国内学者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认识较为一致。吴海金、张慧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创立自身理论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不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原有的论述,“对有着全球背景的生态危机问题作了取向社会主义的思考”②。曾文婷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紧密联系,尽管他们之间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等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差异,“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等问题上,两者的基本观点大体相同”③。但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的看法却不一致。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看法:
      第一种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思潮,均由西方绿色运动引发。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用生态学理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目的在于找到一条既能实现社会主义又能消除生态危机的道路;而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政治运动的行动纲领,是走出危机的具体理论设想。
      第二种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生态社会主义。王正平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表现,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形态。①
      第三种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②。如果没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2、关于对生态危机成因理论代表人物的研究情况关于现代生态危机成因,目前国内主要集中对法兰克福学派、威廉·莱斯、本•阿格尔、戴维·佩珀、安德列·高兹、詹姆斯·奥康纳、福斯特等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研究。尽管法兰克福学派不属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深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所以在此把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成因的论述文献综述如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说。法兰克福学派是最早关注现代生态危机的学派。他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科学技术,认为科学技术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割裂,导致了现代生态危机。这一学派的开创者霍克海默认为,科学技术源于近代启蒙运动,但启蒙运动只是用一种新神话取代旧神话,使人们过度崇拜科学技术这一新神,并在新神的指导下,把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大肆向自然索取,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弗洛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其他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也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批判。国内对此展开研究的文章有李艳霞的《论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生成的缘由》,祖朝志的《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批判》,马广利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及其反思》等。二是威廉·莱斯的“控制自然”观念说。威廉·莱斯是马尔库塞的得意门生,其思想深受马尔库塞影响。他于1972年发表《自然的控制》一书,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深入分析,并认为导致当今生态危机不是科学技术,而是“控制自然”观念。国内对此展开研究的文章有王雨辰的《“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伦理意蕴——略论威廉·莱斯的科学技术一生态伦理价值观》,李庆均的《“控制自然”应解释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控制——读威康·莱斯伯然的控制》,解保军的《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一书析评》等。三是本•阿格尔的“异化消费”说。本•阿格尔一直追捧莱斯的学说,并有《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著作,他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由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国内对此展开研究的文章有包庆德的《评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王格芳的《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探析》,冀术明的《论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借鉴意义》,李富君的《生态危机及其变革策略——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评析》,常宴会的《消费模式的绿色转向——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示》等。四是安德烈·高兹的“经济理性”说。安德烈·高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奉行效率至上,最求利润最大化,致使“经济理性”盛行,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国内对此展开研究的文章有陈学明的《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李春娟,包庆德的《高兹的“生态政治哲学”理论述评》,汤建龙,张之沧的《安德瑞.高兹的“后马克思”技术观—资本主义技术和分工批判》等。五是戴维·佩珀的“利润挂帅”说。戴维·佩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追求利润,存在生产成本外化倾向,把危机不断转嫁到欠发达国家,导致了“生态帝国”的产生,使现代生态危机不断加剧。国内对此展开研究的文章有张丽君的《佩拍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探析》,李旦的《绿色政治的红色渗透——试论戴维·佩拍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构建》,房红红的《戴维·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对中国的启示研究》等。六是詹姆斯·奥康纳的“二重矛盾”说。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
      第一重矛盾,而且还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
      第二重矛盾。
      第二重矛盾是由于资本主义追求无限增长的经济目标而扩大生产,可自然条件又无法自我扩张,所以导致了对自然环境的过度摧残,引发生态危机。国内对此展开研究的文章有王雨辰的《文化、自然与生态政治哲学概论——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陈食霖的《生态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王军的《詹姆斯·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述评》,陈永森、黄新建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出路——评奥康纳的“生态危机理论”》等。七是福斯特的“无限扩张”说。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限扩张的性质,其组织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致使其是反生态的,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来进行,最终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过程的“断裂”,引发生态危机。国内对此展开研究的文章有王雨辰《福斯特5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重建与生态政治哲学》、《文化、自然与生态政治哲学概论——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周怀红的《生态危机与社会变革——福斯特对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余锦龙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维度》,陈永森黄新建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出路——评奥康纳的“生态危机理论”》等。3、国内外关于生态危机成因研究存在的不足如上所述,关于现代生态危机的成因,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多种视角进行了追寻,并得出了不同答案。有的归结为科学技术,有的归结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的归结为消费异化,有的归结为资本的逐利性,有的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等。对此,国内学者一方面肯定他们的分析深刻透彻,抓住了问题某方面的要害,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另一方面,在多种“根源”分析说中,学者们很难取舍,迷失了判断,无法判别“谁”才是真正导致现代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出现此种情况,主要是国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存在不足。一是重个体研究,少整体研究。当前国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其中某个代表人物进行研究,梳理代表人物的理论构架和理论内涵,阐述其理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欠缺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脉络的研究和把握,欠缺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区别和联系的探讨。二是重根源寻求,少系统分析。尽管目前学界对生态危机成因有从整体性发出进行研究,但是更多的学者是从“根源”的角度进行分析,例如从科学技术、人性、消费、文化、生产、制度、历史等方面探讨与现代生态危机的关系,力图在众多“根源”中找到真正的“根源”,并认为只要消除了真正的“根源”,就能彻底地解决现代生态危机。可社会是由一个庞杂的系统组成,其发展往往是多种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很难辨别出谁才是真正的最终“根源”。三是重理论分析,少具体对策。学界多从理论到理论进行分析,局限于阐述理论内涵和梳理理论发展脉络,缺少根据实际情况,给出应对危机的具体对策。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