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析思路、研究方法和力图创新之处1、分析思路首先,本文从阐述现代生态危机的概念入手,论述其在当今时代的特点以及危害;其次,理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绿色环保运动中的发展历程及理论特点;再则,梳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关于生态危机成因的分析,并尝试对其利弊进行评述;最后,尝试用恩格斯历史“合力”的观点,整合各种“根源”论的分歧,阐述应对现代生态危机应着力于危机治理体系构建的主张。2、研究方法根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本文主要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文本与现实相联系、不同观点相互比较等研究方法,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置于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考察,把生态危机与生产力发展水平、观念、消费和生产方式相联系,从中揭示生态危机的成因。3、力图创新之处当前无论是国外学术界,还是国内学术界,对生态危机的成因分析多从“根源”的角度出发,寻求导致生态危机最终的、唯一的因素,并围绕这一因素进行理论推理,设计走出危机的路径。而本文立足于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阐述在历史中出现的社会现象都是由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现代生态危机也不例外。同时,用“合力”的思维来整合目前学界由“根源”思维所导致的分歧,阐述现代生态危机是历史“合力”所导致的观点,强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建才是走出危机的有效途径。这也许是本文一个小的创新点。7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由来(一)“生态危机论”的提出尽管环境问题自古以来时有发生,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环境问题多为地区性局部性问题,或者是由自然自身变迁引发的灾难问题。而本文要探讨的环境问题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出现的现代生态危机。现代“生态危机论”是20世纪中叶由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首先提出。其基本含义是:人类自进入工业化(1750年)时代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一方面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大增强,生产活动范围逐渐延扩,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不断膨胀的欲望,利用强大的科技力量不断扩大对各种自然资源攫取,持续排放废气、废水和废渣,导致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全面紧张,甚至整个人类生存遭到严重威胁。当前,在全球化高速发展21世纪,现代生态危机呈现出如下新特点。一方面,危机由以往的单一领域向多领域发展。在工业化初期,环境污染主要出现在大气或者水等某单一领域,而今随着工业化不断推进,环境污染呈现出由单一领域向多领域扩散的趋势,环境问题全面告急。例如,当前全世界出现森林植被减少、土地资源污染严重、水资源污染严重和大气污染严重等多种环境问题共存的局面。世界资源研究所和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①:全球森林的总面积已从1万年前的62亿多公顷减少到当前的28亿多公顷,且目前平均每年有1800万多公顷的森林正在消失;全球土壤污染严重,生态功能不断退化,且目前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大约2100万公顷,每年土地沙漠化大约600万公顷;全球水资源污染严重,目前全世界每年各种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造成大约55000亿立方米的水体受到严重污染,至今全球河流稳定流量的40%左右已受到污染;大气污染日益突出,目前每年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达到50多亿吨,使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不断上升,加剧全球“温室效应”;同时,向大气排放的氯化氟、二氧化硫、氧化氮等有害气体也在迅速增加,这些物质在大气中形成酸雨,导致土壤变酸、农作物死亡等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危机由以往的区域性危机向全球性危机演变。随着现代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由发达国家逐渐推广至欠发达国家,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增强,各国的商品、资本和劳务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自由,世界生产总强度不断增大,经济总量不断增多,如此一来,由生产导致的环境问题逐渐由局部问题扩散演变为全球性问题。例如,众所周知的“温室效应”,由于工业生产大量使用化石能源,长期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致使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升高,造成全球“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种变暖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研究预测,在未来100年中,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再升高1.5-
      2.5摄氏度,届时高山和极地冰川将进一步融化,海平面不断上升,低海拔的城市和一些由珊瑚礁组成的岛屿国家将不复存在,可能有30%的人口将深受其害,大约有20%—30%的物种可能因极端气候灾害频发而灭亡,整个人类生存都将面临严峻挑战。①(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形成及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相对和平稳定时期,生产不断扩大,经济持续繁荣,可与此同时,环境污染越发严重,人们生活深受污染之害,致使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其次,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绿色环保运动”,并且影响力逐渐扩大至全球,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环保意识;最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促使一些西方学者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萌生阶段。      20世纪60-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污染严重,许多民众的生活深受环境污染的影响,他们自发走向街头,进行抗议、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治理环境污染,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开始广泛关注并报道各种环境公害事件,一些环保先锋人士开始呼吁保护环境,于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运动。这些绿色运动影响深远,致使许多国家的政治格局也因此而发生了改变,不仅一些政治活动家开始关注生态问题,组织成立以“生态”为牌子的绿党,使得生态运动从社会运动发展为政治运动,而且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现代生态危机问题,努力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成为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二是成形阶段。      20世纪8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生态危机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批判功能与现代生态危机结合起来,较为全面地探讨了生态危机的根源,构想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特别是明确地提出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从生态运动中独立出来,与被称为“纯绿派”的生态原教旨主义相区别,被称为“红绿派”,其在生态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三是成熟阶段。      20世纪90代以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加趋向成熟,一方面,它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地批判,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要想从根本上走出生态危机,就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用更加符合生态要求的新制度取代资本主义旧制度;另一方面,它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进行了批判,强调应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原则和生态原则相结合的新型社会主义模式,即生态社会主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克服了其早期片面反对工业化的生态浪漫主义倾向,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及方法分析生态危机问题,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成因,形成了具有“红绿”性质的生态危机理论。10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成因分析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生态系统的一种失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原本和谐的生命系统受外力干扰而变得无序①。面对生态系统失衡给人类造成的危害,学者们纷纷开始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自身的各种行为,试图从各个角度探寻造成生态系统失衡的原因,找到解决失衡的方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吸收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是内在统一的”、“劳动是人与自然辨证统一的中介”等思想的基础上,把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起来,认为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共性和基石。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导致危机的根源最终都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当具体论述危机成因时,学者们由于各自理论关注的领域不同,而进行了重点不同的论述。概而言之,他们分别围绕科学技术、控制自然的观念、异化消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主题展开探讨,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一)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非“原罪”性质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范畴,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应用范围日渐广泛。人类通过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在取得极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使全球生态环境濒临灾难的边缘。以至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把科学技术作为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具有“原罪”的性质。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产生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度崇尚技术理性,致使人们使用科技的方式出了问题,进而导致了生态危机。在此,将对这两种关于科学技术性质的不同观点进行介绍。
      
      1.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异化说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一,他们最早关注生态危机问题,并对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近代以来,科学理性主义受到人们的过度崇拜,使得科技异化为压抑人、统治人的力量,“不但不是‘为我’的,反而是‘反我’的”①。而且这种异化从隐到显、由小到大不断加剧,加速了环境破坏,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们认为科技异化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科学技术上升为意识形态,异化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卢卡奇最早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论述。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书中指出,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者都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正是在卢卡奇的启发下,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探索和论述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并非价值中立,而是作为发达工业社会一种新的控制形式,执行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他说:“政治意图己经渗透进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②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已经异化为一种统治工具,与政治制度一起销融人们的批判意识,压抑人们的需求解放,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使现存社会变成了由技术理性统治的“单向度的社会”。哈贝马斯也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者们对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