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进行特殊的设计和应用,并把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实现其对广大人民的统治。如此一来,科学技术作为一种被社会广泛认同的形式,总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使人的不自由变得合理化,使社会的不公平变得合理化,最终塑造出一个具有欺骗性的“合理的极权社会”。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助长了资本对自然资源毫无节制地掠夺,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对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在技术理性受到极度崇拜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已由帮助人们摆脱自然奴役的力量异化为资本控制社会的工具,帮助资产阶级支配着整个社会,维持着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导致人与自然进一步分离。正如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就像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一样。”③由此,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大规模不当运用,致使由高生产、高消费引起资源浪费、污染环境、生态失衡等现象凸显,使人与自然的冲突进一步加剧,总之,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技术本应该成为人摆脱自然奴役的工具,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已经异化为统治人的工具,是导致当今现代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科技非“原罪”说面对把科学技术作为导致生态危机真正根源的言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强调,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非常复杂,要弄清其间了来龙去脉,就必须对科学技术的性质及社会功能进行深入研究,不能撇开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单纯在操作层面上来论述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反对把学科技术作为超历史性因素加以非难。莱斯认为,科学与技术仅是人们控制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工具。科学和技术在控制自然中所涉及的范围不同,有的领域甚至相互矛盾。为了更好地论述科学技术与控制的关系,莱斯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相对分离进行研究。莱斯认为,科学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像艺术、宗教和哲学一样,以高度抽象的方式表示着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的实际内容;而技术是科学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应用,是融入在生产生活中的具体方法。莱斯激烈地批评了后现代主义马克斯·舍勒关于科学是“控制学”的观点。马克斯·舍勒认为,科学的本质就是一种关于控制知识的学科,因为科学贬低甚至忽视那些对于人控制外界没有用的东西,优先支持人发展那些对人类控制外界有利的东西,致使控制成为了科学的目的。莱斯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舍勒只是单纯地从操作层面来讲述科学对外界的控制,忽视了科学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的联系,这样不仅无法揭示科学的真正本质,更无法找到“控制的正真的历史动因”。莱斯继续论述到,在现实社会中,尽管科学技术帮助人控制自然,但这仅是事件的表象,我们不能把“征兆当作为根源”,而应找到这表象背后更深刻的东西,那就是:科学技术充其量仅是人类控制自然这一伟大谋划的有力工具而已,真正导致人类毫无顾忌对自然进行掠夺的是人的观念,即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高兹则认为,科学技术深刻地反映现实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高兹强调,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生产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应用于社会生产的科学技术也是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的。他进一步强调,根据技术本身的性质和应用产生的效应,可以把技术分为资本主义技术和社会主义技术。例如,核技术就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技术,它要求技术高度集中,13为资本家获得利润服务,是独裁主义政治选择的结果。核技术并未能够减少污染,反而是带来了核事故、核污染、核垃圾等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而风能、地热、太阳能等技术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技术,它们分散、规模小、安全、清洁、更人性化,不易被垄断,不会造成环境严重污染。所以高兹主张,技术并非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我们开展生态运动不是拒绝技术的发展,不是要求经济停止增长,而是要选择好技术,用好技术。他认为,生态运动其实就是一场正确选择和使用技术的运动,“为着不同的技术的斗争是为一个不同的社会的斗争的核心”①。奥康纳认为,技术具有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功能。在当今现代化的社会中,人们的整个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先进技术的介入,人们很难把技术从现实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中分离开来,整个社会环境受到技术的设计和定型选择的影响,反之,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也制约着技术的设计和定型。奥康纳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消费技术的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并非是以生态原则为导向,而是以生产的成本和产品的销售额为导向,这种导向致使其具有三大经济功能: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利润率,促进资本的积累;二是降低消耗原材料和燃料等的生产成本;三是开发新的消费品。这三大功能是与其政治、社会功能密不可分的。同时,资本主义消费技术为了维持资本的利润率,不断更新产品,刺激消费,扩大生产,导致消费主义盛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所以无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技术还是消费技术,在应用中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同样具有政治意义,人们开展生态环保运动,必须禁止对环境有害技术,发展符合生态要求的环保技术。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谈论科学技术时,并非把其作为一个孤立的因素进行分析和考量,而是与现实的社会条件和政治制度相联系来考察,他们反对抽象、空洞地谈论科学技术的所谓“罪恶”,并明确指出现代生态危机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缺陷所导致的,而是科学技术错误的使用方式所导致的。笔者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正负两重社会效应,正如美国学者.维纳曾指出,科技就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利用得当,它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造福人类;如果利用不当,它将最终发展为一种可以毁灭人类的东西。尽管高兹把技术分为资本主义技术和社会主义技术的做法有待商榷,但是他们主张不应孤立地看待科技,应结合其使用的社会环境加以考察的做法值得借鉴。这也让我们明白,不要简单地反对科学技术本身,不要片面谈论科学技术所谓的“原罪”,而要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使用制度,使科学技术的使用得到有效控制,使其正面社会效应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从而造福整个社会。
      (二)异化消费:孳生现代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根源“异化消费”是相对于理性消费而言的一种消费方式,最早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其中,以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消费”论最为著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统治,人为地制造出无数“虚假的需要”,诱导人们进行本来不需要的消费。而这些“虚假的需要”就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①如此一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消费如同生产一样被异化了,偏离了其本应履行的功能,人们消费不再是享受的消费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在于享受消费本身。消费变成了自身的目的,为消费而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继承法兰克福学派消费批判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异化消费的表现、危害和克服的途径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形成了特点鲜明的生态危机成因理论。1、异化消费的表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无孔不入,己经由劳动领域全面扩展到消费领域。就消费本身意义来说,是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需要,维持人自身的发展,满足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这也就是说消费应该是自主的、有意义的。可在当今消费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背离了其原本应该具有的意义,不再是人们独立自主的选择,不再根据人们真正的需求出发,而是变成受操控的异化消费。异化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表现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人们为了消费而消费。资本主义社中,商家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一切宣传机器和广告进行宣传,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使人们相信不断消费是追求幸福生活的唯一手段。在各种广告的诱导下,人们迷失在更多、更好和更新的商品中,通过金钱尽情地消费一切,不考虑是否是自己的真实需要,不考虑由于消费这些商品对环境产生的危害,甚至购买商品根本就不是为了使用它们,仅仅是为了占有它们。二是消费成为维持资本主义存在“合法性”的控制工具。当代资本主义为了达到其统治目的,维持其存在的“合法性”,穷尽一切办法提供貌似丰富多样的物质消费生活,补偿人们在现实劳动中承受的挫折和痛苦,削减人们的政治革命意识和批判意识,消除人们对现存社会制度不公平、不公正的抗议。统治者正是通过对消费的有效控制和无形操纵,进而实现了对全社会的有效控制,让人们依附并顺从于当前集中的官僚体制。2、异化消费的社会危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其自身统治,延缓经济危机发生和蔓延,极力歪曲需要的本质,诱使人们错误地认为消费是人真正的满足,致使异化消费。他们认为异化消费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但最终归结是对生态环境和人自身两个方面的危害。一方面,异化消费加速了环境的破坏,导致了生态危机。阿格尔明确指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时,资产阶级采取多种措施干预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干预并未帮助资产阶级摆脱经济危机,而是导致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两大新的危机。阿格尔指出,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断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不断积累和发展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技术,不断消耗各种化石能源,生产出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于是出现了“过度生产”。生产和消费相互联系,没有消费就不可能组织再生产。生产和消费这种辩证的关系要求资本家必须利用大众传媒鼓吹消费主义文化的价值观,刺激社会大众的消费欲望,诱导大众产生自身原本不需要的“虚假需求”,从而导致了“过度消费”。另一方面,异化消费加速了人的全面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一种全面异化劳动,人们在劳动中必须服从于机械化的生产规则,履行庞大生产系统中一个“零件”功能,无法充分表达自己意志,无法在劳动中获得自由。这样的异化劳动使人们感到单调压抑,使人们承受着劳动的压迫和痛苦。资产阶级为了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麻痹和减轻人们在生产中承受的痛苦,利用各种广告鼓励和诱导人们到商品消费中寻找满足和幸福。消费被描画成为获取幸福的唯一方式。于是,消费主义在社会中极度受到崇拜,衡量人幸福的标准异化为消费物品的多少和拥有财富多少,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成了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纯粹的利益关系,最终使人们深深陷入“异化劳动—异化消费”的二元结构之中,从而加速了人的全面危机。163、异化消费的克服途径阿格尔认为现代生态危机是由异化消费造成的,如果要彻底地化解生态危机,就必须彻底地克服异化消费。那如何克服异化消费?对此,阿格尔提出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应对策略。阿格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初期,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商品大量过剩,一方面是失业、贫困和饥饿等现象严重,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工业繁荣时期,社会危机由经济危机转变为生态危机,在这一新的危机中,社会变革模式主要是“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模式。“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分为四个紧密相连的过程:首先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来源于人们永无止境地获得商品的期望之中;其次是由于资本主义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而地球生态系统有限性无力支撑这种无限增长,势必导致生态环境破坏,而生态环境破坏又必然引发社会商品供应的危机;再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早己习惯获得丰裕物质,并通过不断地进行物质消费来弥补在劳动中的压抑,但当商品供应危机来临时,人们获得丰裕物质的期望破灭,这将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什么是自己真正所需要的,开始怀疑资本主义社会是否有能力持续满足人们期望,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继续具有合法性;最后是当获得丰裕物资期望破灭之后,人们逐渐反思以往自身许多陈腐的消费观念,进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①,树立新的合理的消费观和价值观,产生新的希望,使异化消费得以彻底克服。为了彻底地克服异化消费,消除生态危机,阿格尔不仅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样整体性的变革策略,而且从微观的角度论述了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为核心的通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策略。阿格尔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消除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而消除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关键所在就是实施“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方式。所谓的“分散化”就是指在现代工业化的生产体系中,用小规模、分散性技术代替以往的大规模、集中性技术,用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取代高消耗高增长的经济模式,以此消除由现代庞大生产系统导致工人处于破碎化的状态,从源头上消除异化劳动。所谓“非官僚化”是指在现代工业化的生产体系中,用工人自我管理的方式取代以往集权官僚的管理方式,使工人能参与生产过程的管理和决策,施展自身的才华,成为劳动的自主决策者,享受劳动创造来带了快乐,实现自身的理想和价值,做真正的自己。这样,以往异化社会中形成的“劳动—闲暇”二元制的生活模式将被“劳动—闲暇”融合为一体的一元制生活模式取代,进而克服消费异化,消除生态危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笔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消费”表现和危害的论述,让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消费的操控,使消费偏离了其本来应履行职能,不仅加速了人对自然的破坏,更加速了人的全面危机,导致了人与自然全面对立。但对其认为人们只在“期望破灭”之后才被动树立新的消费观的看法不认同。其实,合理的消费观并非一定要等到“期望破灭”的绝境之后才去树立,应在人们意识到问题存在时就进行积极倡导。我们社会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当前西方国家和我国都存在一股积极倡导理性消费力量。同时,对他们主张用“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方式来消除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做法也不认同。“分散化”的生产不一定节能环保的生产,“非官僚化”的生产也不一定能给人带来劳动的快乐。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克服办法还需要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