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控制自然的观念:加剧现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意识形态根源莱斯认为,环境问题只是生态危机问题表征,其根源并不在于经济发展或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人们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他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围绕控制自然观念的形成及演变历程、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内在逻辑联系、控制自然观念的社会影响及如何重新认识控制自然等问题展开了探讨。1、控制自然观念的形成及演变历程莱斯认为,如要揭示控制自然观念的内在矛盾,必须对其形成及演变历程进行深入研究。他研究了大量的“控制自然”的文献后,得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命题:非理性的技巧是在一种长期的错觉中被揭示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历史同时被理性和非理性的技巧所驱使,历史中许多看似透视着理性机巧的命题,其实已深深坠人非理性的罗网。对于控制自然观念形成的历史根源及演变历程,莱斯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在古代的神话、宗教以及文艺复兴时的巫术理论中,可以看到控制自然18观念的雏形。在古代神话故事中,许多人对自身使用的工具特别是金属工具既非常渴望又非常害怕,往往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这矛盾心理源自于人们在现实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体会到人自身的能力和独立性,培养了优越于自然的心态,可是又感到这些工具难以完全驾驭,它们好像是附有灵性的“恶魔”,需要用某些典礼仪式来安慰或者限制,使工具“人性化”。这种人类最初形成的对技术既渴望又害怕的体验一直延续至当代的文明社会,使工具一直笼罩着巫术的光环,助长着一种宿命论,让人们逐渐接受了自身创造的工具同时,又始终担心某天工具的邪恶力量爆发而无法控制。在古代统治世界的各种宗教中,许多都信奉自然界或者自然场所具有自主的“精神”,若要改变自然秩序,必须通过宗教仪式来慰藉自然的“精神”。但是犹太基督教却与这些古代宗教有所不同,它主张“精神”与自然是分离的,且从外部对自然进行统治。犹太基督教认为人是在地上所有事物中唯一具有精神的,因此在某些领域与上帝一样拥有对自然的优越性。《圣经·创世纪》明确指出,上帝创造了世界,这注定了上帝对整个宇宙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人是上帝宠儿,地球是上帝为了服务于人的目的而设计,这就注定了人对地球其它生物的拥有派生统治权。因此,“控制自然”、“人是地球的主人”等观念在犹太基督教中得以确立,并被后来的思想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在文艺复兴时期,控制自然的观念广泛传播到当时宇宙学、炼金术、占星术等巫术理论中。当时的哲学家呼吁重新认识人自身,认为人可以模仿并从事具有神性的工作,人和神可以具有同样的力量,鼓励人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并以此获得财富和力量,让人们相信控制自然的目标和自我完善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控制自然的观念逐步发展成为现代世界意识形态的基础。二是弗兰西斯·培根对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培根指出,人类被上帝从伊甸园中逐出,失去了两种重要的东西:对创造物的统治和自身的清白。而宗教和科学进行着共同的努力来弥补这两种重要的东西,减轻伴随人的罪恶,部分地恢复人曾经拥有的东西。培根进一步指出,恢复人自身的清白必须依靠宗教和信仰,恢复人对创造物的统治必须依靠技艺和科学。正是通过这种区分,保证了科学技术的创造工作是“清白”的,依靠科技技术进步而控制自然的观念没有违背上帝的计划,相反是实现了上帝的旨意。正是在培根清晰地论述下,控制自然的观念牢固地树立在人们的心中。他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告诉人们知识可以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持物质的稳定发展,使人能更加柔顺和适度地统治自然。三是自17世纪以后,控制自然的观念进一步有了新的发展。莱斯指出,1719世纪的人们都迷信自然界埋藏着无价的“秘密”和无穷的“奇迹”,应使用新的方法对其进行“捕猎”,一旦成功,人就完全可以模仿造物主一样的操作行为。人们相信自然的奇迹是能够认识和操控,并按照神的旨意,发现这些秘密和奇迹可以提高人的尊严和地位。正是在这些信念的助推下,在当时还被称为“自然哲学”的科学逐渐从巫术、占星术和炼金术中分离出来,日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如同约瑟夫·哥兰维尔提出:新自然哲学的目标就是“认识自然,使其被控制、管理和运用来为人类社会服务”①。在当时的生产实践中,科学技术与控制自然的观念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使控制自然的观念从原来宗教哲学的层面逐渐上升到科学主义的层面,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意义。科学控制自然的观念日益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对其做进一步的剖析。这就意味着,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经变得僵化,人们把它当成一种无需证明的合理的社会意识加以接受。2、控制自然与控制人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经成为当代人们的共识,这种共识让人们认为对自然的控制是理所当然和不容置疑的,而且这种控制观念使得对自然的控制与对人的控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包括人自身在内的所有自然之物作为满足自身欲望的材料加以理解和占有,并以隐蔽的形式使人无法意识到这种控制形式的存在。同时,莱斯通过阐述霍克海默的有关理论,进一步说明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如果主观理性要充分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控制,就不得不具备一个先决条件,这种先决条件就是人的理性要有它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说,人对内部自然的控制是对外部自然控制的先决条件。在对外部自然的控制中,主要表现为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对内部自然的控制中,主要表现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对自身本能和欲望的克制。如果要实现对外部自然的控制,那么首先要实现对自身本能和欲望的克制,而且这种对外部自然控制的欲望越强烈,则对自身本能的自我克制则要求更加自觉。正如莱斯所说:“由于陷入社会冲突,技术构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在一起的手段”。②①、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导致生态危机最深刻的根源莱斯深刻地批判了在生态危机问题上两种肤浅的错误观点。一种是以环保主义者为代表的宣扬环境问题根源在于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这一假神的顶礼膜拜导致了当今生态危机,马克斯·舍勒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之一。莱斯对此进行了批评。此文前部分已对此进行介绍,在此就不赘叙。另一种是官方机构通常持有的把环境问题仅仅看着是经济发展代价的问题,环境质量是种类众多商品中的一种,只要价格合适就能购买到。每当社会中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时,官方机构迅速控制舆论导向,并依据现在的言谈框架来确定污染问题的位置。同时,在官方的授意下,大公司迅速成立子公司,宣称尽快设计开发出清洁、无害的产品,进而安慰人心。对此,莱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能误导人们相信环境质量是可以购买到的一种商品,通过发展经济制造更多商品能够解决环境问题,是因为在官方的宣传下,塑造了有两种一直起作用的社会机制:一种是市场标准的普遍化,另一种是人们高度信仰工业技术革新能力。莱斯强调,把环境问题仅仅看着是经济发展代价的问题完全是一个“陷阱”,这样的思路误导人们把自然的一切都看着是满足人需要的纯粹对象,掩盖了真正导致环境问题的元凶。莱斯正是在批判了上述两种肤浅的错误观点基础上,明确指出:那种由千百万年形成并深深盘踞在人们心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要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最为关键就是要改变人们原来那些控制自然的观念。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演变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正是这种意识形态造成到当今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他强调,控制自然的观念本身是自相矛盾的,既包含有积极进步性的因素,也包含有消极退步性的因素。可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往往只看到它进步性的一面,忽视了它退步性的一面,而且其进步性的一面日益减弱,退步性的一面不断加强。这是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自然主义的”范畴作为等级差别、社会组织、工作分配等的基础,权力和角色的分配必须符合“自然秩序”。这种以“自然秩序”为准则的观念是最终形式的意识形态,它在最大限度维持自然原本样子的同时,促进人们不断发展科学技术,认识未知领域。这使得控制自然观念的进步性一面得到不断发挥。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自然主义”行为模式赖以建立的基础受到了破坏,那些按照任何自然条件构建的角色、等级和职务的差别都认为是不合理的,那些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都被认为是合理正确的。在这样的价值信条指引21下,自然被纯粹看着人智慧征服和欲望满足的对象,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观念盛行起来,“发展”成为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生产机构无限扩张,从而导致了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莱斯还从人的需求角度进一步论述了控制自然观念的退步性效应。他指出,现代经济学建立在“人的需求永无满足”的假设理论之上,而且这一假设理论深深渗透到社会学、心理学当中,对人们那些最为重要的需求进行不断的控制和扭曲。社会在这种被扭曲的需求观念左右下,注定自然界变成人们追求满足永无止境欲望的场所,引发无穷的斗争和对抗。那些要求征服自然的人们本身也被自己内在的机制所控制和奴役,他们的世界观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基本原理:人类的首要目的就是在于建立对所有非人自然的控制,其中控制非人自然的前提是必须由人征服人自身的本性。于是,控制自然和控制人就成为了控制这一过程的同时进行的两个方面。人类也在这一看似宏伟的控制工程中,不断扭曲自身的需要,不断开发利用自然,使得自然的生态修复功能遭到极大威胁,自然资源受到极大地滥用和浪费,自然环境受到极大破坏,导致人类的生存受到严峻挑战。笔者认为,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演变历程以及社会影响的阐述,深刻地揭示了生态危机在观念意识方面的原因,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莱斯主张对已经僵化的控制自然观念进行重新阐释,也同样具有启发意义。他强调,“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或道德的发展,而不在于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也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①。这也就是说,控制自然的新含义应该是:人们应当进行理论反思,应当把“控制自然”理解为“对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控制”。这种理解不再将技术的本质看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而能处理好外部自然与内部自然的微妙关系,建立以自然生态观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每个公民都能享有广泛的权力和责任,都能自主地培养自身的批判能力,以至于在“对自然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控制”中,实现控制自然的这一原始概念中所本来蕴涵的进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