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形而上学与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观是相互联系着的。宇宙的有机性也就是宇宙的人格性，而人格性也是宇宙的整体性，所以结合印度哲学，中国哲学把人看作“小宇宙”，而把外在于人的宇宙视为“大宇宙”，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认为天-宇宙是一个“大我”即人格，这个大我的天的人格性是我的人格性的本原，“道成肉身”在中国哲学的意义是——宇宙历史蕴涵的历史理性成就了人类。但对历史理性的理解在基督教则显示出强烈的激进主义，“道成肉身”就是上帝在人间有了自己的独生子，他就是救世主耶酥基督。于是中国人就以自己的世界观自然地发问，耶酥是人呢还是神呢？西方基督教哲学为此也经历了漫长的思考和争论，结果是耶酥基督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这样就把耶酥提升到了上帝一样的高度，上帝曾在人间说话，而且是希伯莱语，他被他的同胞所杀，然后复活，升天；他创造了一切，可他有一位圣灵感孕的母亲。——这里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是很多的，基督教能在欧洲广泛传播，可看出基督教哲学所折射出的欧洲人的这种“理性的狂热”精神的非理性。我们说，上帝存在——这个判断是人类产生的形而上学的天才领悟，只有人类能放眼宇宙历史并在宇宙历史目的性中“看”出人格性、道德律来，而低等动物都是唯物主义者，它们不能理解到超越它们自身眼光的任何非形体的东西，但是上帝存在是否要鲜明到他要以一个具体人的形象在世界上行走呢？中国人也认为最高存在者天-上帝创造了我们人类，在这种意义，人类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但不能再在这神迹之上加上神迹了，中国人的质朴天性使他们对自称神明的人也抱以宽容的微笑来认可，但他们内心是从来不相信神明会以人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的。在中国，有一副人的面孔的形象的神都是在神话中，而不可能在历史或现实中——等于他们不相信神以人的形象出现在现实历史中，当他们指着“老天爷”发誓，是指理想中的无限正义，即暗合中国哲学的天道理念。

　　所以，宇宙历史的人格性的具体表现只能在于他创造了精神者人（以及人对宇宙历史理性的合目的性的总体观察后的形而上学领悟），神不可能以具体的形象在时空中出现。如果上帝在时空中，那么就意味着上帝的有限性，他就不可能创造宇宙。或者有人说，上帝无处不在，他为什么不能在时空中呢？我们说，“在”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物理学的意义，一种是形而上学的意义。说某存在者某时间在某地方，这是物理学意义的在，我们可以建立四维时空坐标标明其位置；但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比如说“我的灵魂存在”——这个判断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因为如果任何一个“我”的灵魂不在，“我”就无法说明“我”看见了世界，但是这里的在——“我的灵魂存在”的“在”——却不是物理学意义的在，而是形而上学意义的在，即我们任何人说“我的灵魂存在”并非指时空中的存在，“我”的灵魂是没有形体的，你画一个四维时空坐标无法标志出灵魂的位置。你说“我的灵魂在大脑里”，——这种以物理学意义的“在”运用于灵魂的存在的判断是错误的，你的大脑里肯定是没有灵魂的，只能说大脑使你意识到灵魂与大脑物质结构能相关联——灵魂不能证明自己能够脱离大脑结构而存在，因此在物理学意义上，灵魂是不在时空中存在的。

　　上帝也不在时空中，说“上帝存在”绝不是说上帝存在于世界的某处。上帝的存在的意义只能是形而上学之意义的存在的意义，而不是物理学的存在意义，如果你说上帝在世界中——这里的意义也只是在物理学意义之外-之上的形而上学意义（就像我们常比喻地说——我的灵魂寄居在我的身体里），而不能物理学意义地说上帝在某个地方。我们根据“在”的两种意义分析，那种说上帝曾出没在以色列的地方，在时空存在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上帝以不在（物理学意义的在）宇宙中的方式存在（形而上学意义的在）于宇宙中任何地方——正像你可以说上帝在人们的心灵中，那么耶酥的存在也就只能是一种寓言性的比喻了——上帝存在于我们心灵中以及蕴涵于宇宙历史性中的比喻。

　　所以说我们在汉语中使用“上帝”词语是借鉴了基督教语言的中国现代语言对中国古代“天道”词语的翻译[2]，即吾人所谓的“上帝”是“天道”即宇宙灵魂的意义。我们也可以在中国的物质材料建立的教堂中向着上帝祈祷，但这个上帝已经从欧洲基督教哲学理念翻译成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最高理念即天道的上帝了。你说，你这是对基督教上帝的亵渎，真正的信仰只能来自于《圣经》；我们说，是上帝启发以色列人写出《圣经》，上帝还启发中国的圣人写出《论语》，启发印度人的觉者写出佛经，启发阿拉伯人的先知写出《古兰经》，人既然都是上帝的造物，那么他们所有的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