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国消化佛教的思维方式。在道德论上采取直觉本质的方式，在理论上采取中庸主义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方式能够摆脱道德哲学中的教条主义和思维中的激进主义，而且二者相互作用，在中国的历史中发生了良性循环。因为采取直入本质的方式，所以佛教浩如烟海的文献被历代僧人研习，但并不拘泥，故中国的佛教的门派之间没有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而这正合乎儒家哲学的中庸之道；反过来中庸之道哲学又化解心灵中因信仰的热忱而容易产生的偏激。所以表面看起来佛经浩繁而儒学典籍简约、佛经义理深奥而儒学浅显，但我们说佛学研究的高境界将与儒学会合，——这其实正是对汉唐以来中国宗教与道德形而上学发展历史的真实描述：大成者都是义理上的佛家而人生实践中的儒家。当儒释道水乳交融地会合为一体，化那个西方的基督教与我为一，也就成为中国道德形而上学发展的必然了。
首先，中国道德形而上学在同化基督教过程中必须化解的腐朽内容之一是：基督教的上帝选民思想。基督教认为人在上帝面前是一律平等的，但早期教义强调的是上帝只与以色列人立约。——这是狭隘的，其狭隘性最终以以色列人蒙受巨大的历史性灾难呈显出来，因为这个教义容易产生其他可能的教义是——上帝决不会把伟大选民的地位给予杀死上帝之子的民族，而是给予其他更优秀的民族，我们知道德国人认为只有日耳曼民族作为纯种的雅利安人才是上帝的最优秀选民，这样以色列人的宗教就成为使他们自己遭受种族灭绝的理念性缘起的祸根；而另一种理论不是把种族而是把阶级进行甄别，指出某个阶级将成为拯救世界的伟大选民，其选民位置的优越性就使其天然地具有屠杀其他阶层的权柄，结果造成了廿世纪阶级大屠杀的历史性灾难。可见选民说不符合上帝创造所有宇宙公民的平等观（我们说，即使将来发现外星人，平等的教义也应该不拘泥于任何星际民族内部，而是不同宇宙公民之间各个民族一律平等）。
其次，原罪说不如性善论更具普遍性。基督教原罪说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因为他们的始祖亚当与夏娃偷食了伊甸园的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后期基督教认为耶酥以自己的血为人类赎罪，人类不能自救，而只能靠耶酥获得拯救（耶酥是圣灵感孕，没有人类个体与生俱来的原罪）。我们说原罪说不如中国儒家的性善论更具普遍性——此认识是建立在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论之超越于西方科学理性意义上的，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是宇宙历史通过创造出地球这个“生命蛋”而孕育出来的，地球就是我们人类的伊甸园，道德在贯注于上帝的造物过程中是逐渐地进行的，或者说善与正义的信念是渐进地赋予人类的祖先的。儒家认为人的善性具有先天性、而不认为人类有原罪，并不是说儒家认为人不会犯罪，任何地区的人民的分子都可能犯罪，之所以犯罪是由于先天的善性被障蔽；因此儒家接下来指出，人可以通过后天的道德教化而最大可能地发扬出他先天的善性从而减少犯罪。如果说道家主要讲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儒家除了讲人与人的关系，还讲人的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灵魂的意义是人的自我理性的意义，而人的理性是宇宙历史理性赋予的，人所认识到的宇宙理性即天道的意义也就是自我对自我灵魂的认识；而肉体的意义是指人的生物性欲望，从生物体之结构能发展出灵魂才使人类的肉身区别于原始物质物世界，灵魂者的肉体欲望也就因其基于灵魂的超越性（动物的灵魂没有达到自觉）有了超越性——肉欲被道德约束或者肉欲通过权谋与智能来实现。因此灵魂与肉体既不可分离、同时存在一定的矛盾，儒家所思考“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就包括灵与肉的关系，这种思考所达到的高峰便是宋明理学的天理与人欲的关系论。
《圣经》原罪说揭示了一个矛盾，形象地说是大脑与生殖器的矛盾，在伊甸园里亚当与夏娃一旦吃了知善恶果而领悟善恶区分，原罪便从此波及到人类的子孙了，即大脑的智慧一旦领悟到生殖器裸露的羞怯——原罪就产生了。应该说这种原罪说有其合理的意义，因为人类知性的发展能够增加善、同时也带来了恶，而且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知性那么善恶也就没有区分——狼群并不以吞食同类的尸体为恶；但比之东方的道德哲学，原罪说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仿佛作为“知善恶果”的大脑（知性的源泉）与生殖器（恶性的源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则认为这种原罪认识是对上帝的误解，宇宙历史所创造出的最伟大的物质结构当然是人体，而人体之上两个最富上帝想象力的器官一是大脑、二是生殖器（当然二者的功能是与人体的整个功能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器官充分地显示了宇宙历史理性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表现在——还有什么比用性的吸引力把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