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过社会的危害不在贫穷而在不均，这是否说明孔子的政治理想也不外是平均主义理想呢？在一个社会物质条件匮乏的时代（古代的自然灾害频繁），一个仁政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应该尽力保证他的臣民免于饥饿——孔子这句话由于是建立在承认家庭与私有制是人类自然社会合理性制度的基础上可以说表达出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是与柏拉图主义和现代乌托邦主义那种共产制的平均主义绝然不同的，而是与当代社会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相一致的。孔子指出，有学问、有道德者固然要做社会的统治者，而他们的学问道德正在于他们必须领略自己作为统治者的责任：不仅要通过“学优而仕”保持社会自洽竞争机制而实现对优秀人才的及时选拔以使社会充满活力，同时还要照顾到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存，使他们得到人道主义的关怀，——这是孔子“仁政”国家观念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类的思维差别是很微妙的，理性形而上学与非理性形而上学的区分似乎只在点滴之间，但由此分野的不同历史道路一旦各自现实性地展示出来则二者何止万里之遥，在历史歧途发生前，人们往往并不容易察觉这种点滴区分开启的理性道路和非理性道路的截然分野，甚至人们认为一种哗众取宠的、气势汹汹的非理性哲学更富理性。认识现代乌托邦主义的危害性不在于人类要杜绝任何关于社会理想的幻想，而是说要认清其不甘于理想-幻想的彼岸性的非理性性（它认为理想可以立即着手实现出来）；而孔子的伟大在于他认准只有从改善人类个体之间的关系出发才能逐渐地实现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这样就使人类自然地朝向那个有待由未来历史填充具体内容的美好理想的理念迈进了。儒家的最高理念是仁，国家的最高理念就是仁政的国家，而仁政的国家里的人是君子——君子就是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的灵魂复制相反，君子的意义是不与他人同一——“君子和而不同”，谐和互洽而不同就是君子之国，君子国“和而不同”的仁政国家之理想是在遵守道德前提下对个性差别的承认和鼓励、同时以文化层次区分等级的洽合[6]，同时普遍尊老爱幼的道德又使得那些暂时没有劳动能力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得到照顾。可见孔子的“三代理想”虽然也与柏拉图理想国那样采用的是复古主义的表达形式，但它是符合天道的、可在地上实现的文明国，而决然不同于乌托邦理想那样要在地上建立的“天国”。
如此说来孔子的“和而不同”君子国仁政理想就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性社会，这不是与现代文明合拍了吗？那么人类发扬自己“理性的欲望”把自然对象化的现代观念与孔子的儒家哲学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说孔子设想的由自由主义者构成的君子国的仁政社会理想有其与现代文明融合的一面，更有与西方现代文明冲突（同时也是超越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面。孔子的仁政国家里个人创造的“财富”注重“文”而不是“物”（“子罕言利”），即一个儒者是一个全身心浸透着文化因子的存在者，而不是把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看作人生目的，从这种意义上孔子是反唯物主义者——他是现代物质文明拜物教的反动派。而与儒家并立的道家更是对理性的“工具论”抱着彻底的否定态度，道家有机自然主义哲学是把人类自我看作宇宙生命体的一部分，智性的发扬是静观和玄览，主张不“行”任何无法预知后果的“为”。儒家与道家哲学的反动性（可名曰“反进步主义”）的超越现代性的积极意义表现在：在全球化经济发展时代，人类日益感受到了物质主义的急功近利对人类自身的危害性。一个文明的君子国当然不是遍布饿殍的穷人国，但同时也不是为了物质丰富而忘记了诗意地栖居的物欲狂的经济动物园，经济主义一定意义上是人的生物性对人的精神性的否定。在物质决定论者心目中，文化是经济决定的；我们说，如果把“文化”在中国先秦与希腊雅典创造的永恒价值意义上理解，文化固然受经济条件的影响，但不是被决定的，文明之邦的文化绚烂并不建立在饕餮欲的满足之上，近代物质主义的理想国与孔子心灵中诗人哲学家的文明国是格格不入的。正如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在《驶向拜占庭》中诗句的描述：“衣衫越破烂，歌声越嘹亮[7]”，居陋巷安贫乐道的颜回、当途高歌打柴的朱买臣、忍饥挨饿兴学的武训，——中国文明的圣徒使中国文明哪怕在艰难的苦难历史中也保存延续了自己。一个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