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酥死而复活近两千多年时间里，人们虽然表面上不再相信人类中还会有上帝的儿子出现，但这种表面的不相信却被另一种相信逐渐掩盖了，就是在科学时代来临后，虽然没有自信是上帝之子的人直接宣称自己可以偷看到历史未来，但人们下意识地认为——科学可以偷看到未来，这样“历史科学家”也就扮演了上帝之子的角色，上帝决定论就转化为科学决定论。这样“撒旦悖论”便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即面对“历史科学规律”人类遭遇了犹大的两难困境，“历史科学”在纳粹主义的表现形式是：预言日耳曼人是拯救世界的伟大选民、而犹太人是人类实现千年王国的障碍，消灭了罪恶民族后的世界将变得无限美好，那么德国人将如何行为呢？我们今天指责德国人的野蛮行为，可是在当时德国人在纳粹主义“科学决定论”鼓噪下却认为自己是为了实现科学的历史必然，也就是说他们的魔鬼行为（屠杀犹太人）是以天使心理完成的（自以为是在实现历史必然规律）。不难发现，这种所谓科学决定论的“科学预言”实际上是对于耶酥通晓神意的模仿；此模仿的另一种形式是，既然历史未来可以被科学偷看到，那么如果某个科学天才声言偷看到未来进而指出资产者是人类实现历史必然律的障碍，一个“历史科学规律”的信仰者面对一个资产者生育的孩子——他肯定将继承财产变成资产者——究竟是消灭掉他呢还是让他继续活着呢？人类廿世纪某些国家地区面对这个的问题的时候选择了前者——杀死他。这也就是我们总结人类历史所指出的大规模历史性集体犯罪的发生的社会心理所在，从耶酥对未来历史的偷看直到“科学”对未来历史的偷看——与——德国人把屠杀犹太人作为工业生产行为和俄国人把以集中营屠杀资产者（及资产阶级思想者）日常化的行为——是思维的历史和行为的历史的平行线索。
其实历史决定论也可以属于理性形而上学，因为我们也可以说宇宙历史就是被上帝决定的，甚至事后而论，可以说历史决定论的产生也是宇宙历史发展决定的，希特勒与斯大林也是扮演了他们本该扮演的历史角色！但宇宙历史到了人类历史阶段的形而上学性就在于这种形而上学历史决定论不是数学决定论如“1+1决定了它们的和是2”的意义的逻辑决定论。对宇宙历史的认识，人类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比如人类对物质物世界的认识达到了可以准确预言日食月蚀的程度，但是人类对自身历史即人类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已经不同于人类对物质物世界的认识，历史理性在人类历史阶段的表现是把物质物世界非完全确定性发展为人类精神自由支配的行为自由，所以语句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历史理性决定了人类自由”就与“1+1决定了它们的和是2”严格地区别开来。这样，你就不能把“历史理性决定了人类自由”的形而上学决定论混同于“1+1决定了它们的和是2”（以及运用数学约定论的天文学预言：某日某时将发生日食或月蚀）的科学决定论而先在地认为你像知道1+1=2的决定论或日食月蚀的天体物理学决定论关系一样知道历史理性对人类历史决定的具体内容——把科学对物质物世界的可计算性所表达的决定论混同于历史理性对人类精神自由的形而上学决定论。这样，你可以说形而上学性的人类世界历史中产生希特勒和斯大林固然是合理的，同时你还必须承认人类产生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也是合理的，而且历史理性总是阶段性地以更符合历史理性的理性形而上学而终结（如现阶段就是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因此，理性形而上学的历史决定论者虽然相信历史理性总是善战胜恶，但不认为自己预先知道那被历史理性所决定的具体细节。而非理性的形而上学决定论即“科学决定论”在社会世界的运用则相反，认为历史决定论可以公式化地进入有幸理解它的“历史科学家”的心灵中，他们自信“可偷看到历史未来并告诉人类”。这样，所谓科学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就是历史规律的支配并且历史科学家可将其发现的科学规律报告人类”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撒旦悖论：作为扮演历史必然律所命定的魔鬼角色者是天使。
中国的道德形而上学之所以没有使古典时代中国人心灵中发生撒旦悖论是由于——它虽然相信历史是天道决定的但它不认为天道对历史的决定可以被任何人先在地发现，就是说它没有发生西方近代所发生的那样将形而上学上帝决定论转化为历史主义科学决定论，即中国道德形而上学天道观根本不相信历史的未来可以被某人事先偷看到，即中国的道德形而上学没有“深刻”到试图用“科学规律”解释人类历史的程度——它与历史主义科学决定论无缘。黑格尔指责孔子的哲学“没有超越平凡”——正是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看似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