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批评孔子哲学——孔子哲学的肤浅有辱他的名声；黑格尔的确有深刻的哲学，尽管我们可以不在意他说自己的形而上学是科学的自诩——在德国语中“科学”的意义很宽泛，他被公认为古典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也自有他深刻的哲学作论据。如果说欧洲自然科学试图把世界装在形式逻辑中是误解，那么黑格尔不是以辩证法的辩证逻辑来思考宇宙和人类历史了吗？他的形而上学难道不是比中国道家与儒家形而上学更高明吗？我们说，黑格尔虽然并不自诩自己是上帝之子，他也不认为宇宙历史是形式逻辑的演绎、而是绝对精神的演绎，但他有一个僭越的思想——他认为自己的心灵逻辑能够完全到达上帝的心灵逻辑——等于他把上帝演绎世界历史的道路看透了——他的逻辑学就是与上帝演绎宇宙历史的道路完全对应的。那么他的这种“黑格尔思维同一于上帝思维论”是否与中国“天人合一”一致呢？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天人合一”的思路是：人类个体作为生命体既然是宇宙历史发展的产物那么宇宙当然就是更大的生命体；这种有机自然主义哲学与黑格尔所谓他自己的哲学就是关于物自体与上帝的“科学”的区别是：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并不认为自己能洞察宇宙生命体运思宇宙历史的具体思路。而黑格尔作为“人类历史科学家”要聪明得多，他说东方民族是历史的起点，而希腊罗马是达到理想社会的中介，到了日耳曼民族，绝对精神演绎人类历史达到了辉煌的顶点。我们虽并非完全否定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但他显然把人类文明历史的结构看得太小了——他的哲学表达了一个过分狭隘的逻辑圆圈，而这个狭隘的世界观的非理性也就促进了人群的非理性，因为那种日耳曼民族惟我独尊的气概之比中国文明的自我文化优越性的自信的愚妄性在于——日耳曼民族具有拯救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力量，民族自信在一种温和的程度上可能表现为对正义的渴望从而激发自我民族的善，而在狂热中则逐渐向恶过渡，这种过渡在黑格尔之后不断升级，终于在纳粹主义到达了极至。
儒家也有自己的道德理想国，但由于没有自己可以偷看到历史之未来的信心，只强调人为的有限作用而不相信人能发现历史必然律以至根据必然律“改造”世界——，宇宙历史是天道的行为、而行为的行为性-自由性正在于不可能有为人类所能把握的定律。我们经常听到那些在阅读了西方历史哲学的中国人士对中国历史学的批评——中国古典历史学缺乏用一种普遍观念将中国历史贯通起来；其实中国历史哲学自有自己的普遍观念，这个普遍观念就是天道-天命观。对于天道与天命的运转，儒家采取小心的不可知主义，孔子并不热衷于谈论天道与天命，虽然孔子相信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在天命与天道之外。这种不可知论的理性形而上学传统发扬于孔子之后的历史学家，就使我们在看到中国的历史著作忠实地记录历史的同时发现——中国古代历史家的议论不敢有像西方近现代的黑格尔-马克思历史家那样的“宏伟气魄”——好象把宇宙历史的道路已经看得明白清晰了，于是把一切相干和不相干的历史资料生硬地套用在他们发明的历史学公式上，这些材料既是对历史公式存在的证明，同时又作为历史公式的具体运用。儒家不相信太过神奇的东西——某种思维方式一旦被运用能立即使乾坤澄澈，而只相信道德的教化能避免人性之恶的泛滥，而在此基础上儒家质朴地讨论平等与文化的意义。
儒家的平等观不试图以理想僭越现实，即儒家在承认人权平等基础上又承认天然差别的合理性（“人权的平等”的现代概念对应孔子哲学中的“仁”——由“二”人之间推广到所有人之间的关系）；而尤其重要的，儒家对“文”的推崇——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儒家强调人类社会要尽力像周公时代那样在保障基本物质条件前提下一个国家要尽可能地创造出自己的灿烂文化，而不是单纯追求物质的满足。我们说儒家的“自洽社会理想”就是平等观念下的等级制的文化国，这个理想的特点依然是中庸之道——对激烈的狂热理想报以怀疑，其理性意义只有在与欧洲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