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印度人精神的狂热从他们那生殖崇拜的雕像、舞蹈以及他们那许多偏执的宗教中鲜明地表现出来的，他们以为人能够在狂迷的激烈运动或肉体接受无休止的苦行中获得真理，殊不知领悟真理的最佳状态是心灵的宁静、安详与平淡；他们的历史常常与自己想象的故事混淆，时间在印度人心灵中似乎可以不与历史现实发生关系，现代历史学家要在他们的文献遗存中考证出准确的历史实在是太难了，所以直到中国唐代的玄奘法师到达那里才以沉静的历史眼光洞察了他们的世界，才使他们那混沌的历史学中发射出理性的光芒。固然印度的史诗有许多伟大的篇章，但我们实在很难分辨其中究竟有多少“史”多少“诗”。而中国在公元前三千年其历史已经比较明晰了，中国的神话与历史很早就有了区分，即使诗歌里的历史也往往是精确的（这也是近代中国史学家以诗证史之可能的原因）。
而我们如果把目光投向那已被历史陈迹埋没了许多内容的古埃及，就发现他们文明的“松散”——就像他们的象形文字没有达到中国象形文字的密致而统一一样。他们的科学和神话都曾深刻地影响过古希腊人，他们的象形文字通过腓尼基字母的中介成为欧洲各种语文的本原，他们的历史也经历了充分的漫长发展；但埃及人似乎缺乏希腊人那种从神话过渡到学说构筑宇宙起源的总体论兴趣，除了神话，他们的宇宙论和生存论哲学还躲藏在亡灵书中，由于缺乏直接明晰的表述，他们蕴涵在对死亡世界之想象的幽思如神秘主义者的诗歌，使后人难以开辟通达光明世界的诠释学通道；虽然通过他们的坟墓的建设和希腊人所记述的埃及人的科学使我们体会到他们思维的丰富性，他们决不乏敏锐的头脑，但却不能凝聚起一个整体的精神而把杂多纷繁的意象以明确的理念贯穿起来。当他们没有受到侵略，文明可以自由地发展，但一旦他们受到外界的入侵，文明的松散性就立即暴露出来，这一点如果与中国文明比较就更明显的显示出埃及精神上的松散而中国文明外柔内刚之精神的高度集中性的差别来。
再把目光投向美索不达米亚，这里和埃及文明一样，也是大河文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汹涌的河水可比中国的黄河与长江对农业文明的养育，这里的文明也同样古老，苏美尔人很早就发明了楔形文字并发展了当时十分先进的法律制度[1]，而亚述人的军事力量也曾盛极一时；但这里地理上的缺憾是无法弥补的，也就无法与博大的中国文明争胜，——它的地域过于平坦且狭窄了，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在这里则是一个海湾，而中国屏障般的喜玛拉雅山脉和昆仑山脉在美索不达米亚是没有的，所以这块两河之间的平原是上演战争的舞台，一种文明的来临就意味着另一种文明的毁灭，他们的历史不是一种文明一以贯之的历史，而是不同文明的征服史，尽管那些被发掘出的泥板中甚至可找到《圣经·旧约》的痕迹，但直到欧洲人到达这里之前楔形文字里的信息已经被遗忘了太久，历史似乎没有充裕的时间使文明发展出一种超越朝代更替的哲学来。
也许以色列民族在精神气质上与中国文明是最为接近的了，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力并不亚于中国人，但是上帝给了他们太多磨难，他们的人口那样稀少，所拥有的土地那样狭窄，他们的精神就在对救世主的期盼中煎熬着，当他们寄人篱下，就只能在商业活动和上帝的祈祷中寻找慰藉，一定的苦难能使人意志顽强，而其强度若太大，则容易使灵魂扭曲；而中国人则没有他们忍受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或者说他们的文明的韧性使他们能很从容地化解历史加予他们的苦难而使肉体与精神的折磨成为必要的锻炼（而不是使灵魂扭曲），在外来侵略面前中国人毫不畏惧，他们人口的众多、地理的博大使他们藐视一切武力征服者，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来自于他们的祖先总是以文明征服征服者的野蛮。中国人很早就吟咏出《诗经》那样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人类健康的诗歌，而非如《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