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可以把历史中的灾难和血腥暂时忽略，而把人类文明史中不同文明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看作文化交流的历史。历史中究竟发生了多少次文化交流？取决于我们用怎样的规模来统计；在我看来，只有诸文明之间有巨大差异的交流才是意义重大的，而大的差异莫过于东西方之间。人类文明历史中，在东西方之间发生了三次大规模文明交流，这三次交流都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第一次是在埃及与希腊之间发生的；第二次是在希伯莱与欧洲之间发生的；而第三次是在欧洲与中国等亚洲国家之间发生的。这三次文明交流的内容分别是1、文字的传播；2、宗教的传播；3、科学的传播。

　　“文明”的第一个字是“文”，文者，文字也，文化也；文字使世界获得了概念的命名，概念的分殊使人类不再如动物的唯物主义——只有眼见为实的感觉、没有超越形体的理念；文字使人类如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世界向走出洞穴的人类显现了自己的秩序，世界明亮起来，——这就是“文明”的原始意义，所以文明的第一次交流便是文字的交流。文字使人类追索世界的创造者——这是他们的唯心主义的萌动对自己动物唯物主义的叛逆：神的理念在心灵中发生；在诸神的理念中，谁是最高的神明呢？对这个问题的历史性回答是人类宗教交流的历史，所以第二次文明交流是宗教的传播。在对神明的追求中人类的思辨理性发达起来，他们不满足于对最高神明的崇拜，他们还想知道最高神明是如何创造世界和人类自己的，于是科学在欧洲大陆发展起来，故第三次文明的交流是科学的传播。历史还没有完，第四次文明交流将是什么内容和形式呢？

　　第一次是贸易引起的，几乎是毫无声息地发生，甚至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的通史中更愿意一笔带过，但这次交流意义实在太重大了，直接影响了欧洲文明的进程，这次交流更准确地说是埃及文明的输入，是他们的象形文字经闪米特人与腓尼基人的字母化改造为中介传入希腊（同时还有埃及人的神话与科学传入希腊），后来成为欧洲的各种语文。第二次是希伯莱人那里缘起的基督宗教传入欧洲，欧洲人在消化《圣经》形成基督教哲学过程中重新发现了阿拉伯人保留的古希腊典籍从而完成了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的融合，孕育出了西方科学文明。第三次交流则是西方文明的科学与民主向东方的传播，这次传播与前两次不同，它伴随着中国文明的更新和中国人屈辱与痛苦的记忆，中国文明发生了两千年来未有过的大变局。

　　到目前为止人类文明有过三次黄金时期：古国文明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现代文明时期。古国文明并不仅于四大文明古国，不仅在美洲丛林曾有古老文明的高度发展，希腊文明也被追溯到了更早的米诺斯文明，当然我们说古国文明在中国的先秦和希腊的雅典文明时代是东西方双峰并峙的高峰；而文艺复兴运动发生在欧洲，是基督教文明与古希腊文明融合的结果，中国的四大发明尽管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文明的发展，但由于地理上的阻隔，中国没有能与这一运动发生直接的关系；而现代文明主要是现代科学的诞生，也是发生在欧洲，这一次与中国发生了关系，但中国在这个关系中却有许多耻辱和痛苦的回忆，被动地参与了科学文明传播运动，二十世纪中后期由于波及世界的现代集权主义运动，中国不但没有对现代科学文明以贡献，而且经历了三十年蒙昧主义的黑暗时期。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腾飞似乎是举世公认的，但中国作为古老文明的国家如果仅限于经济的发展是不能与祖先的光荣相称的。在诗书传家的中国，单纯的富裕者的富裕是不能与读书人的文化地位同日而语的。虽然现代中国人还没有产生影响世界的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但不能因此说，中国人的思维都变得如乡愿者“唯物主义”的急功近利，中国文明的元气其实正在酝酿她更为超越的形式以显示自己的存在，先秦以来古老的形而上学传统蕴涵的潜力是无量的，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可能性。

　　因此第四次人类文明的大规模交流很可能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儒家文明的复兴——中国古典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在世界范围内让有机自然主义哲学取代欧洲近代兴起的科学主义。正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所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包括古埃及、希腊、罗马和波斯等）能像中国这样，既有悠久的历史，又能在经历百年衰败和屈辱之后重新中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0]”中国的崛起已经是正在进行中的现实，古老而能常新——中国文明的神奇性似乎超越了世界许多人士的理解力；而与此伴随的是人们对大国崛起的恐惧——历史地看这种恐惧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大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往往不是福音而是灾难，古罗马的崛起伴随着与“蛮族”的血腥战争，拿破仑帝国的扩张给欧洲、俄罗斯（跨欧亚）、埃及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的崛起是席卷全世界的殖民主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