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儒家道德哲学超越西方基督教哲学之处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中产生的宇宙文明哲学，而西方存在论哲学只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中庸之道”是宇宙文明的大道，“过”与“不及”都不符合最高的天道理念，儒者不是尼采向往的超人，也不是印度那些为获得觉悟而以苦行虐待自己的苦行僧。当我们在一轴古代山水画中看到安贫乐道的隐者形象，就能理解只有中国文明能造出这样闲适而超然的隐者，而无论是希腊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还是基督教修道院里那些被灵肉冲突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修士修女都缺乏中国隐士的中庸的闲适，隐士作为悠然自在的精神存在者其天我合一的从容态度才彰显出宇宙历史发展到人类阶段的高妙境界。宇宙历史花费数十亿年的工夫创造出大脑与生殖器两种肉体器官以及与这两种器官相对应的欲望与理性，吾人不能因二者关系的悖论性而以一个否定另一个——张扬欲望或者以彻底理性为高标根除欲望——都是不可取的。这一思想在社会中表现就是儒家关于人与人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洽社会理想。
三、儒家非决定论的历史观与自洽社会理想之超现代性意义
中国的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是有机联系的，因此我们就自然地从道德哲学转入对中国政治哲学的讨论，而关于东西方政治哲学的比较之切入点则在于宗教，宗教一方面与历史联系，另一方面又与道德联系，而道德之于历史的影响在具体历史中便是道德哲学对政治哲学的影响。
在古希腊文明中有一种明净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不仅在古罗马文明中逐渐变得模糊不清，而且古罗马人将希腊人的勇敢和悲剧精神逐渐异化为征服和残忍，当基督教精神登陆欧洲，西方文明依然是浑浊不清的，只有希腊文明的记忆被重新唤醒，欧洲精神才显示出它的特点——把古希腊的逻辑理性结合到基督教上帝观念中而发展出其他地域所没有发展出的逻辑系统的自然科学。然而在此之后，上帝给予欧洲人发展出逻辑系统的科学的优长却似乎不可避免地被他们滥用了——就是把自然科学的逻辑主义运用到历史、道德和精神领域，逻辑主义在历史领域的运用是欧洲人仿佛天然地相信——历史是可以被逻辑进入的。正像人们所认识到的——基督教精神与科学精神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一样，逻辑还原历史的科学主义思想所带来的道德背谬其实可以在《圣经·新约》中找到源头，科学主义将科学逻辑运用于历史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悖论，吾人可名之曰“撒旦悖论”。
在《圣经·新约》中耶酥多次预言他的死而复活，他的预言后来应验了——《圣经·新约》记录他被门徒犹大出卖后他的同胞借着罗马总督的手把他杀害、他死后三日复活。如果按后世基督教神学的理解——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耶酥只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子），耶酥既然是上帝，他的预言也就是上帝的预言。既然上帝预言了自己死而复活（我们且不论这里的历史暗喻意义）那么究竟应该是顺应上帝的预言还是违逆上帝的预言（哪一个选择是善）呢？我们知道耶酥的一个门徒彼得不愿意耶酥赴死——耶酥“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祀长、文士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耶酥是这样回答彼得的——，“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拌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如果按照我们与朋友的通常关系，一个人如果预言自己死亡，那我们肯定要说——最好不要应验，彼得就是如此看待耶酥的，他显然没有完全把耶酥当成上帝之子，而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师长兼朋友，但耶酥却斥责彼得为撒旦。我们有理由相信耶酥如此说时犹大也在场，那么到了逾越节宴席“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酥直接地指出犹大是出卖自己的人时，犹大如何行才不是撒旦呢？显然如果按耶酥说彼得的——要体贴神的意思不要体贴人的意思，那么犹大为了实现耶酥的预言必须要出卖耶酥。可是两千年来，犹大是魔鬼撒旦的化身，耶酥不是已经把不顺应耶酥预言的彼得称为魔鬼了吗！试图违逆耶酥预言的彼得既然被耶酥认为是魔鬼（魔鬼在彼得此时的心里），而顺应上帝意志的犹大为何也被人类认为是魔鬼呢？——这个悖论深远地影响了欧洲人的历史。
对这个解不开的撒旦悖论，耶酥也存在矛盾心理，他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言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顺应上帝预言的人有祸了，这是因为耶酥偷看了上帝的意志引起的，而他自己虽然自信是上帝之子，但对于死亡的恐惧却有着与一般人相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