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大河文明之外，古希腊、古罗马不是与中国文明一样伟大吗？是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中国。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中，我们领略到了与中国文明一样阳刚的精神气象，他们的诗歌与雕塑折射出的那种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可以与中国广袤大地上的明净苍穹媲美。但是，在古希腊、古罗马的精神中缺乏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中国人精神的淳朴。在古希腊人伟大的自由精神向着太阳神飞升的时候却忘记越来越炙热的阳光会烧化自己的翅膀；而中国人的淳朴使他们的精神在张扬中总不离开大地，他们的自由是悠闲，宛如处子于晨曦的峡谷中在晶莹的露珠上寻觅诗句，而不是在竞技场上展示激烈的力量。我们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感受到希腊人自由精神——从雕塑他们肉体的动态形象的雕像展现出来，这种纯洁的自由精神在世界历史中是十分宝贵的，但在一个浑浊的世界中则预示着危险，宛如一个美丽而纯洁的少女走进充满淫欲的眼光的世界是危险一样，所以虽然亚历山大征服了大半个世界，但希腊那种纯洁的自由精神由于缺乏淳朴而太容易遭受到外界的浸染-侵害，希腊文明的过早凋零盖原因于此。而古罗马的精神气质尽管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希腊，但希腊人最宝贵的自由精神却丧失了许多，他们的哲学家如果没有来得及消亡的话也遗失了希腊人那种纯净的活力，他们对于希腊人的“超越”——对角斗士血腥角斗的嗜好与对浴室的沉湎代替希腊人对体育运动会和剧场悲剧的爱好——可看作是希腊精神发展到罗马精神的象征，尽管古罗马也有自己堪称伟大的成就——如他们对于法律和军事的发展。到了将尽灭亡的时候，古罗马人的精神已经亟需基督教精神来拯救了。

　　基督教登陆欧洲之后，就产生了既区别于希伯莱又区别于希腊罗马的全新的文明——欧洲文明，欧洲文明在希腊文明基础上产生了其他古国文明所没有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以形式逻辑贯通的、系统的自然科学。欧洲文明的科学成就固然值得尊敬，但当自然科学的逻辑主义一旦试图扩展自己到形而上领域便立即暴露出其极端狭隘性，以对物质物世界的观察所获得的世界观来笼罩包括生物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在内的宇宙历史，这里就有了世界观的错误，所以欧洲缘起的科学主义思潮比之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不仅是等而下之的哲学，而且是人类思维的歧途。

　　要阐明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意义，我们只能拿希腊文明及稍晚的欧洲文明中最优秀的哲学来比较,在我们承认希腊、欧洲的形而上学有其优长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它们往往失之偏颇——缺乏中国哲学的沉静与安详，两种哲学境界的差别好比希腊健儿快速的奔跑和中国隐士在自己茅屋前垂钓的差别一样，前者的奔放与健康流露于肉体，而后者的悠闲与智慧内在于精神。比较老子与泰勒斯或赫拉克利特，就容易感受到中国广阔的原野给予中国哲人的博大是古希腊过于狭小的地理空间所没有的。万物本原于水，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修辞显得过于平实或激烈，而没有“道”的悠远与崇高，把“水”和“火”这样具像的概念赋予“本原”的意义，远不如“无中生有”的“无”的意义超越，所以近代中国学者粱漱溟以为中国哲学是“早熟”的哲学，比如宇宙起源于无的意义——直到现代天体物理学才发现这个判断的超越性，甚至可以说，现代天体物理学不过是对老子宇宙无中生有论哲学的注解。当然这里并非混淆形而上学哲学与科学物理学的关系，老子哲学的天才领悟之作为哲学与可证伪性的自然科学是具有本质的区别的；当然二者还有本质的联系，我们知道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以其《历史哲学》中批判老子哲学的方式沿袭了老子的无中生有的宇宙论的，而“无中生有”的宇宙论对西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意义是重大的。

　　不仅有老子的《道德经》，更有《易经》哲学联系于、同时超越于西方现代数学、逻辑学、宇宙学，老子哲学与《易经》对宇宙本原的阐释都深入了宇宙历史的两个根本之点：一个是最高存在者（人格神）天的心灵逻辑演绎宇宙历史的天道论（而非西方文明的试图将历史还原为形式逻辑的还原论），另一个是宇宙乃有机生命整体结构论（而非西方物质主义的机械论），这两个根本点西方花了两千年时间直到近现代才有所领会。如果说老子的“有生于无”是宇宙发生学立论的根本，那么《易经》是宇宙生成学的根本。宇宙不是完全形式逻辑的演绎，如果是完全形式逻辑的演绎，那么宇宙的复杂性历史就不过是数学运算——宇宙的信息量并没有因此增加丝毫（维特根斯坦说——形式逻辑的推理不过是同意反复）。西方科学在宇宙生成学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其实就是物质主义决定论的错误，以为宇宙的历史全部包含在它当初的物质胚胎中、宇宙的演化历史都可以通过物质的物理性全部推论出来——这种方法论的错误最明确的表达就是“给我物质我就能创造出宇宙”（笛卡儿）；殊不知宇宙的大道是上帝的想象力时刻开辟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