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上帝无中生有地创造的，你要想创造宇宙不仅必须要有无中生有地创造物质的本领，而且要有上帝所能避免的赋予物性完全的紊乱和完全的秩序的中庸之道（笛卡儿和任何人都做不到）。我们说，上帝的灵感也像艺术家的灵感一样尽管在创作前总有基本的谋划——物性当然不是与由物质物构成的复杂结构（生物与人）的结构能冲突的，但在创作中却是随着灵感即兴发挥，所以生命的形式、具体精神存在者的形式（地球人类只是具体精神存在者之一种可能形式）虽然有阶段性的稳定性，但永远是未完成的，因为我们所居住的宇宙也可能仅仅是一个序列宇宙（我们先不设想这个序列是无限序列还是有限序列，或者一个序列仅仅是更大序列中的序列之一）中的一重宇宙，就是说在我们居住的宇宙具体精神存在者的形式即使不会超出我们地球人生命体的结构形式，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宇宙序列中的其他重宇宙的高级生命形式（人择原理的自洽性可能不是唯一的）一定与我们相象，因此宇宙历史的创造性之为上帝想象力的实现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仅肯定超越我们地球人类的想象力，而且对上帝来说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历程。这当然不是说上帝不使用形式逻辑，他当然使用形式逻辑，但并非完全是依靠形式逻辑——仿佛上帝是数学家；上帝并不仅仅是数学家，他还是诗人、道德哲学家。他若是纯粹的数学家，那宇宙就是上帝的计算机，而计算机即使有再强大的计算能力也不能演算出一个活生生的精神自由者人出来；他如果是只认力量的博弈而没有任何道德观念，那么他就应该让狮子以自己的幼子为食——当然那样的严格逻辑世界肯定就不会有狮子等动物类发生了；同理，上帝赋予结构存在者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性发展序列以空间来分布而明确显示着，高级的灵魂只能以合乎美的理念的胴体匹配，如他不会给予不如哺乳动物美观的爬行动物如鹗鱼以哺乳动物如海豚的高级灵魂（虽然鹗鱼在它的同类眼里也是美丽的）。

　　《易经》是论宇宙万物如何衍生与变化的，这里的衍生与变化就不是纯粹数学的逻辑演绎。有人说，中国哲学自称高明，可毕竟没有科学的精确。我们说，世界演绎自己历史的时候本来就不是按科学逻辑的精确，西方科学用精确的数学描述本来并不精确的宇宙历史其实是对现象世界的简化。固然，西方的这种简化造成的错误在“实用”的意义上是近似正确的——不过仅仅限于物质物世界，好比地球显然不是圆的——那么多高山大河与丘陵盆地的凸凹怎么能说地球是圆球体呢！但我们宏观地看可以省略这些细节，近似地把地球看作球形体（严格地说是三轴椭球体）。当然这个比喻还不能完全表达我所谓数学之简化宇宙历史性所造成的世界观错误的意义，因为一个数学模型表达一个物体的形状而忽略该物体形状的某些细节的错误远不同于数学对宇宙历史性的忽视所造成的错误那样大——生物的自由、人类精神的自由在数学世界完全被忽视了，逻辑主义实际上由最初的对物质物世界微小历史性忽视导致了对全部形而上世界的忽视。

　　数学当然并不仅产生于欧洲，数量关系的计算在所有思维得到正常发展的民族都有所发展，但数学方法在计算宇宙现象中都省略了细节，所以数学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不精确的，它在宇宙历史中的运用实际上是将动态的宇宙看成是静态的，某物时刻等于它自身——这在现代逻辑学中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无论罗素、弗雷格还是维特根斯坦等逻辑学家或分析哲学家都认为这个数学基础的a=a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不过这在历史性的世界观看来是千真万确的错误。如果某物时刻等于它自身，你就无法说明树木是如何长大的、人如何会成长和死亡的，如果这里的“时刻”是无限小概念，则意味着无论巨大如整个宇宙、微小如基本粒子都时刻与自身相等，可光速的有限性既然使整个宇宙没有“同一时刻”，微小的物体也就没有“同一时刻”，只不过说微小的物体的同一时刻的错误性不如说大的物体的同一时刻的错误性显得明显罢了；显然，如果a不是与现象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的纯粹符号，而是用来表征世界中的存在者的符号，那么历史性的宇宙观的判断应该是某物时刻不等于它自身即a≠a，宇宙、星系团、星系、星体，生命体、高分子、分子、原子、基本粒子，从宏观到微观的一切结构体或“原子”（时空量子）它们时刻都不等于自身，只有时刻不等于自身，宇宙历史才会出现不断的复杂化-进化。全部数学以一个错误的假设来计算，所以数学的世界就不对应我们所经验的历史性的世界，数学不能从自己的符号中计算出诗意、道德，数学世界就认为诗意、道德不存在，——这里数学世界观的错误是数学约定论建立在错误的公设之上造成的。当然希腊人也不是没有看出某物时刻等于自身与它时刻处于变化中的矛盾，比如赫拉克利特有“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判断，即是对宇宙历史性之不断变化的领悟；而古希腊人芝诺用悖论显示了时空无限连续性认识所存在的矛盾。人们曾想当然地认为时空是无限可分的，但这种主观的规定无法解释芝诺佯谬；直到近代人们才发现，时空无限可分的数学约定论与普朗克能量量